“安德森维尔，死难者13363人，其中12912人身份得到确认；波普勒格罗夫，死难者6718人，其中2139人身份得到确认；葛底斯堡2935名南部联邦死难士兵被重葬在了好莱坞；303536名联邦士兵被埋葬在了国家公墓。”

　　这是一份有关美国内战死难者的统计名单。

　　在语言无法描述的情况下，统计似乎能帮助人们理解哀伤的程度，并使人们超越个人的丧亲之痛，努力找到死亡对社会与国家的更大意义。统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全体，从死亡转向“死难者”。

　　“多少田园如今荒芜不堪？”1863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年轻女性诘问道。她所寻求的不仅包括对死难者人数的统计，也包括对死亡影响的解释。“自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多少母亲、姊妹与妻子不得不去哀悼死去的亲人？死亡数字节节攀升，我们的灾难尚未结束。”当战火最终止熄时，这个国家需要对她的恳求给出答案。

　　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统计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统计学的兴起同一个扩张中的国家之观念紧密相连，同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资源、实力与责任的评估密切相关。这种定量分析常常集中于人口普查、人口学与死亡记录——这些攸关生与死的问题，在内战爆发后开始占据显著地位。

　　当面对着这场战争及其死亡人数时，美国人倾向于用数量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之中，统计数据不只是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损失。它们所提供的似乎客观的知识，能够成为人们在一个超出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沃尔特·惠特曼曾将内战的坟墓生动描绘为“无数的死难者”那“数不胜数的坟墓”，而数字则代表了一种赋予这种情景以意义与秩序的方式。

　　[摘自《这受难的国度》，[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著，孙宏哲/张聚国译，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