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轮十七旅客受伤遇救正就医》，1949年3月8日，《申报》报道。

　　●肖伊绯

　　“太平轮”沉船事件发生于1949年1月27日，由于超载加之夜间航行，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与一艘货轮“建元轮”相撞沉没。按照通行的说法，“建元轮”立刻沉没，船上72人溺水而死，其中有2人被救起；太平轮随之沉没，船上有超过900人遇难，仅有36人被澳洲军舰救起，其中有3名为船员。当年，上海《大公报》、《申报》，南京《中央日报》等大小报刊，都曾公布过太平轮生还者名单，与上述数据基本相符。

　　但有一封生还者周侣云（女，据太平轮三等舱乘客登记名单，应为“周侣芸”）写给双亲的家信，透露了太平轮生还者们的另一种历史信息。这封信的原文，刊载于1949年2月15日印行的《轮机月刊》第3卷第2期上，题为《太平轮脱险旅客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作者，生还者周侣云当时就读于国立交通大学，这位不会游泳的女生在其同学叶以功的倾力救护之下，奇迹般地脱险生还。但更为奇特的是，周侣云与叶以功，这两个名字并不在太平轮生还者36名的大名单上；也即是说，仅以《申报》等公布的太平轮生还者名单来核算，又多出了两名生还者，太平轮上应有38名生还者了。或许，还有更多的生还者，还有更多的生命奇迹并不完全呈现在有限的史料文献中，正如周侣云所说的那样：“……听说一部分人被救上另一只船，开往香港去，还有些人被冲上附近的小岛去。”

　　周侣云的生还故事告一段落，但她那还会有更多人生还的预言，随后还真有应验。1949年3月8日，《申报》报道，又发现有17位生还者。这些生还者曾被7艘渔船救起，“当时因受伤甚重，暂留荒僻乡下就医，故一向未与外界联络。”这一消息的证实，颇具戏剧性。原来，3月1日时，某乘坐太平轮的广东籍军官家属，正在家中举行祭奠仪式，家中均认为该军官已葬身海中。正在悲痛悼念之际，该军官突然现身于家中，全家人始知其获救生还。应当是据该军官透露，尚有17名生还者“暂留荒僻乡下就医”，台北太平轮善后委员会随即将此消息发布，并着手寻访生还者下落。

　　至此，太平轮的生还者数量已增至53位。是否还有生还者被发现，后续相关报道则未见。无独有偶，1949年3月17日，又有报道称在日本长崎港外方，曾发现一具男性浮尸，经证实为太平轮头等舱乘客袁家进。但奇怪的是，在现有公布的太平轮乘客名单中，无论头等、二等、三等舱中，均无“袁家进”这个名字。当年日本方面是怎么验证该具浮尸身份的，又是如何得知其曾乘坐太平轮头等舱的，如今均已无从确考。报道中称“由其船票显示”，显然，死者袁家进还不是那种无票登船的编外乘客，但这张船票的登记姓名竟然在太平轮所有乘客名单中都无法找到，这也是颇为离奇的事件。可想而知，有票乘客的身份确认尚如此困难，无票乘客的生死将更难证实。也即是说，太平轮沉船事件中的遇难人数尚只能统计出千人左右的大概数目，那么，究竟有多少人生还，则更难以精确统计了罢。

　　“太平轮”生还者远不止36人，但究竟有多少人，这一答案恐怕很难解答，且已无法解答了。时隔66年之后，姑且不论史料文献的湮没难寻，就算是当年的生还者群体，基本也已全部离世，进一步的史料考证与当事人证实，已几无可能。在此，只能目送这艘大船远去，共同祈祷现世太平、生者珍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