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 杨朝清

　　这个暑假，留守儿童的话题拉扯着每个人的心。在贵州毕节农村，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非常常见。欠发达的经济现状，让农民只能外出打工赚钱。而“越穷越生”，也造成了更多的儿童在留守。

　　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小型化成为时代潮流；逆流而动的“越穷越生”，通常被解读为思想愚昧和观念落后。然而，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越穷越生”固然有男孩偏好的影响，也和当下农民的养老困境、成功焦虑乃至权利贫困密不可分。

　　作为“迁徙的候鸟”，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医疗保险，城市拒绝为他们养老。为了避免出现“老无所养”、“老无所依”，通过“越穷越生”的方式降低养老风险和养老成本，是农民工一种无奈的生存理性。

　　在阶层渐趋固化的当下，农民也面临着向上流动困难、人生突破难以实现的困境，依靠“越穷越生”来寻求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性，让下一代实现“争上游”的阶层跨越，正是欠发达农村一些农民生育观念偏差的社会基础。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诗里写道：“我们一次次地离开，是为了一次次地归来。”农民工外出务工，说到底是为了回归家庭。可是，“隔代寄养”不仅带来了留守儿童学习状况令人担忧、心理健康难以保障、道德教育问题突出、个性发展深受束缚、亲子关系淡漠疏远等负面效应，也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农民工“重养轻教”——物质生活的渐次丰盈，为“越穷越生”提供了物质基础；精神世界的贫乏和苍白，为“越穷越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对于那些资源稀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偏远农村，“授人以鱼”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存生态。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粗放式扶贫即使让弱者在“生活上多一些保障”，也难以让他们“心灵上多一些温暖”，难以改变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当农民看不到未来生活的光亮和希望，“越穷越生”终成扩展之势。“越穷越生”的背后，隐伏着农民的利益诉求，有着农民难以言说的爱与痛。不论是提升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待遇，还是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抑或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只有用精准化扶贫的制度化渠道来消解农民的权利贫困、补齐农民的文化短板，“越穷越生”所滋生的问题才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