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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用半生为抗战父亲正名:不证明烈士身份,死不瞑目
2015-08-12 09:12:14
 

苟英俊

  在陕西省档案馆听到“苟锦章”3个字时,74岁的苟英俊任凭眼泪沿着皱纹肆意横流,再渗进他花白的胡须里。

  苟锦章是他从未见过的父亲,这张在档案馆里翻出的《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里,简单地记录了他父亲生前最后的画面:

  “苟锦章,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在山西翼城二郎庙枪林弹雨之中与敌竭战数日,不幸头部中弹毙命矣。”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苟英俊却用尽了半生去追寻。

  从“文革”结束至今,苟英俊除了种田、经商,剩下的时间几乎全都在寻找的路上。

  “有时正在干活儿,听说哪个村子有人打过仗,扔下锄头就往外跑。”

  他几乎走遍了礼泉县的每一个村庄,熟悉最偏僻的乡间小路,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这就是礼泉县的‘活地图’。”

  几十年来,他的脚下,土路变成砂石路,砂石路又被铺成了柏油路。

  他穿过不断变化的农田,从70年代金色的小麦地,到80年代泛着白点的棉花地,再到90年代漫山遍野的苹果园。

  他甚至因为“频繁无故外出”被抓到“学习班”劳动改造,因此他犁过当地最硬的土地,也拉过最重的货物。

  但是只要拥有自由,他会马上重新上路,去见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

  那段时间,在电视上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时,这个当时已经40多岁的男人会整夜地哭。

  他曾接触过数百个“反革命”,他们相拥而泣,谈论自己的遭遇,讲述战场上的英勇。

  然而,这些人虽然有着不同的番号,去过不同的战场,唯独没有“第一战区游击第六纵队独立大队”的战士。

  直到1988年,苟英俊来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兵家中,还未走近,远处的老人就开始呼唤他的小名。

  老兵是他父亲的贴身卫兵张文举,从开赴前线到护送灵柩回乡,张文举一直追随在父亲身旁。

  从张文举的回忆中,他第一次得知父亲经历过的残酷战事,1939年年底,父亲带领3500多人从礼泉县开赴山西中条山战场,部队先后在永济、翼城与日军激战。战役结束后,只有不到200人活着回到了家乡。

  尽管父亲战死在沙场,但苟英俊随后为父亲申请“抗日烈士”时,民政部门仍然要求“实物材料”来证明故事的真实。

  苟英俊恍然发现,没有档案记录,父亲的形象只能存在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这些故事也很快就会被遗忘。

  追寻还要继续。

  苟英俊先后去了3次礼泉县档案馆、两次咸阳市档案馆,可结果要么是“没资格查看”,要么是“找不到”。

  今年7月6日,苟英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去陕西省档案馆。

  “找到档案这碗水就开了,找不到我就把这条心收了。”苟英俊感叹,自己早已过了“无论多远,有消息就出发”的年龄,“老了,跑不动了”。

  这一次,终于没再失望。

  那是一张发黄的油纸,虽然已经“沉睡”了大半个世纪,但用毛笔写下的小楷依旧清晰。

  74年来,这行小字让他第一次感觉到“父亲最真实的存在”,也不再担心“父亲会被历史遗忘”。

  没有人知道,父亲的身世给他带来了骄傲,也成了他一生的包袱。很多年里,他被当作“反革命”的“狗崽子”。

  有人说父亲是英雄,33岁时就带着3500多名弟兄去杀,最后战死在沙场;也有人说父亲是“反革命”,是地主的儿子、“反动派”的头目;更多的时候父亲的名字是个禁忌,在阶级斗争激情高涨的年代,没人愿意和“国军”沾上丁点儿关系。

  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还记得,1940年3月的一天,4名卫兵抬着苟锦章的灵柩来到了苟家村。下葬那天很冷,赶来送行的陌生人比他们整个村子的人还要多,县政府派来护灵的列兵鸣了很久的枪,苟家老太爷没有哭,只是扯着嗓子喊了句“英雄死在战场上,浪子死在婆娘的炕头上”。

  “那阵势以后再也没见过,那可是真正的英雄。”84岁的村民张志诚伸出食指在空中使劲儿地点了点,昂着头说.

  虽然没有父亲,在很多村民眼里,苟英俊仍然拥有幸福的童年:在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年代里,他生活在苟家村最富裕的家庭;在讲究威望的农村宗族社会里,父亲是在县城的城隍庙里被人供奉的英烈。

  然而,光环很快褪去,土改时苟英俊家被划成了地主,没收了土地,从最富裕跌落到了最贫穷。

  “你体会不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农村家庭会有多苦”,苟英俊长叹了口气,“不但吃不饱饭,在村里也没有话语权。”

  战死的父亲不再被人提起,新英雄开始出现在合作社的墙壁上。

  年轻的苟英俊并没有意识到这微妙的变化,更不会想到他的人生从此走向灰暗。

  1958年,苟英俊考进了刚刚创办的礼泉高中。苟英俊模仿鲁迅文风写了一篇杂文,针砭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然后自信满满地将它贴到学校的黑板报上。

  结果出乎意料,班长带头批判这是一篇“反革命”的文章,苟英俊也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祖父是地主,成了被同学们唾弃的“狗崽子”。

  “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回忆起这些往事,苟英俊有些激动,“那是种一个人无法抵抗的力量”。

  苟英俊把高三读完,并作为全县仅有的180名考生之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礼泉县的第一次高考。高考几乎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式。

  事实也是如此,苟英俊从此再也没有和这些同学产生过交集,只是余下的生活里,这些熟悉的名字会时不时闯进他的视野里,“光厅官都有好几个,最差的也是高中教师”。

  他是当年唯一一个留在农村的“高考生”。苟英俊把这种不公归咎到自己“狗崽子”的身份上,他第一次感觉到 “父亲”竟然如此重要,“即使父亲早已经不在了,但我与他之间的联系永远断不了”。

  最艰难的是“文革”时期,母亲被人套上牛笼嘴,戴上高帽子游街。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扒开了炕洞,捣毁了天井。父亲的军装、笔记都被当场烧毁。

  这种耻辱甚至伴随了他一生,即使到了今天,村里有老人提起苟英俊便会摇摇手说:“他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国民党,他是成分最不好的一个,让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长久的屈辱让苟英俊至今仍然无法释怀,提起这段经历,他几度哽咽得说不出话。

  这让苟英俊开始努力拼凑“英雄”父亲的图像,父亲在战场上的那段无人知晓的经历成了他毕生寻找的真相。

  “只有最终证明了父亲的烈士身份,我这一生才有意义。否则我死不瞑目。”苟英俊眼神笃定。

  如今,苟英俊的漫长追寻路只差一个“抗日烈士”的称号。

  “有了档案,一切都有个明证了。”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周围几个上了年纪、穿着化肥、农药广告衫的村民拿着复印的档案材料来回传阅,随声附和,“那可是杨虎城的部队”“这毛笔字写得真漂亮”。

  穿着黑色唐装、丝绸裤子,胡须也精心修剪过的苟英俊在这群村民中,显得格外显眼。

  “他可讲究了,平时爱干净,衣服必须要有款式”,苟英俊的女儿用调侃的语气反问,“你看他像个农民么?”

  苟英俊把自己的与众不同称之为“孤傲”,因为从小就爱看书,现在又经常看凤凰卫视,“相对来说,我比较有文化”。

  可在女儿眼里,苟英俊的“孤傲”更像是“自负”。“他在我们家的外号是‘秦始皇’”,一旁沉默的老婆张宏蓝忽然补充道。

  苟英俊曾在2007年时独自一人为苟家村修族谱,为此他花费两年时间寻遍了附近苟姓人家,最终找到了苟家村“1720年从山西迁来的祖先”。

  可他最终把画好的族谱放到村口展示时,有人质疑他“连自己父母都不认识,还找什么祖宗”。

  女儿说他吃力不讨好,他反驳:“我做的是有文化的事,他们不理解。”

  他也曾经为家乡“合村并镇”的事去找县长理论,“半个月去一次,整整一年”,他拿出政策文件坚称“合村并镇要通过村民大会商议”。

  因为迟迟见不到县长,他又到市里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案件没有开庭,村子也按计划进行了合并。

  家人说他没事找事时,他却赌气地说:“没人出头,我就要出头。”

  还有一次,因为身体原因早就不再种地的苟英俊,却为了村子农田的灌溉问题,向县里申请打机井。

  结果工程队来后,老伴要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农历二月,每天除了要打理12亩地外,还要6点起床跑到田地里给10个工人做饭。

  “我干了整整16天”,在一旁沉默的老伴再也忍受不住,从床上坐起来,低声抱怨。

  可是,最终井打好了,引水管却无人安装。直到现在,这批水管还堆放在苟英俊家院子的中央,本就不宽敞的院子因此显得更加拥挤。

  风吹来时,这堆水管“吱吱”作响。

  “70多岁的人了,闲着没事瞎折腾!”这次,女儿终于爆发,她使劲儿向上捋了下头发,红着脸说。

  8月是苹果收获的季节,苟家村沿街停了几辆外地来的货车,几个年轻人正在匆匆忙忙地装卸苹果。

  “听说还上了报纸,找父亲这事有啥好报道的。”一个年轻人把满满一筐苹果放到电子秤上,紧盯着显示器说。

  其实自己30年寻找父亲的事,在找到父亲的档案前,他从未给家里人讲过。

  他说家里人“知识面窄、理解不了”,家里人则笃信“知道了也没用,他从不跟人商量”。

  苟英俊坐在院子里,他把桌子上那张《抗战伤亡官民褒恤状况调查表》复印件拿起来掸掸灰尘,再捧起来,伸直手臂,隔着老花镜端倪一番,最后才小心地放进里屋的抽屉里。

  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几十个字的档案证明,原本可以扭转整个家族的命运。

  1995年,乡政府将个人旧档案归还给村民。在苟家村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苟英俊发现,他高中毕业时,自己的档案上印着4个鲜红的大字:“永不录用”。

  记者 杨海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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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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