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林纾以遗老心态译介托尔斯泰，虽然确有历史巧合与因缘际会的成分在里边，但无巧不成书，这无形中却也为“五四运动”之前的俄国文学译介添注了强劲动力。

　　俄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可以溯至20世纪初。其中被译介持续时间最长，中译本数量最多，参与译介者最多的，是托尔斯泰（1828—1910）的作品。经过辛亥革命洗礼，“世界化”头脑相当发达的新派知识分子们译介托尔斯泰的热情高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件；但以清室遗老自居，一生反对白话文、新文化的林纾（1852—1924）老先生，此时却也加入到译介托尔斯泰的行列中，这就不得不让人颇感新奇，莫名奇妙了。

　　原来，早在1914年7月至12月，林纾翻译的托氏短篇小说多种，就以《罗刹因果录》的总名，连载于《东方杂志》第11卷1～6期之上。紧接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迅即出版了这部《罗刹因果论》（1915年5月初版）。《罗刹因果录》中所收录的7部托氏短篇小说，在当时还并非是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作；即使100年后的今天，没有深入研读过托氏作品的普通读者，对此也不会特别熟悉。那么，本身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完全靠合作译者提供中译底稿，在此基础之上再行修润的林纾，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生僻作品，并将之结集译出呢？这样的结集之后，又为什么会取出“罗刹因果录”这样类似于佛教寓言故事集的名目来呢？这一切，恐怕还得联系林纾个人生平来加以考察。

　　编译《罗刹因果录》时，林纾已年过花甲。辛亥革命之前，他在前清的考场与官场上均不如意，但缅怀前朝、坚称遗民的心态却是相当顽固的。事实上，林纾虽精通古文、诗文书画无一不通，却在科场屡屡失意。虽然他认为中华文言，乃帝国之大学问，用于译述外夷洋书尚有失体统，可仕途无望，迫于生计的他还是渐次开始了大批量的译述工作。自《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译成名”之后，20年间，林译英法各国小说已有百种之多；但在靠译笔谋生、生活渐次优裕之后，他也时有借洋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举，时时不忘以传统思想针砭一下民国近况。

　　仔细品味《罗刹因果录》的选文标准及译名架构，还是多多少少能嗅得到那股“遗老”气息的。

　　首先，开篇《二老朝陵》的译名，就极可能是影射林纾自己的朝拜光绪帝陵之事。1913年三月初六，林纾第一次拜谒崇陵的光绪陵寝，当时帝陵还在修建，尚未完工。当年11月16日，光绪皇帝的陵墓终于竣工，林纾立即前往祭拜。时值大雪兼天，冰冻三尺，林纾刚至宫门，遥望数十丈外的祭殿，情不自禁，匍匐陵下，哀声大呼：“呜呼！沧海孤臣犯雪来叩先皇陵殿”三叩九顿之后，伏地失声大哭。这一次失声大哭，惊动了被废黜的宣统皇帝溥仪，他亲笔题写了“四季平安”春条一幅，颁赐林纾。为表感激之情，林纾昔日的绘画功底得以展现，他精心绘制一幅《谒陵图》，又作《谒陵图记》，称颂光绪与隆裕皇后的恩德，表示“图付吾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其恋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自1913年始，1914、1916、1917、1918、1919、1920、1921、1922不间断的11次拜谒光绪皇帝的陵墓，成为他晚年近10年间极为重要的生活事件。

　　再来看《观战小记》、《幻中得道》、《天使沦谪》、《觉后之言》、《岛仙海行》（即《三隐士》）、《讼祸》等后边的各篇译名，也几乎都是作为“遗老”的林纾，在民国初建时期的感触主题。这些切身感触，有的是译者林纾曾亲力亲为的，有的则是他冷眼旁观的。换句话说，托尔斯泰各篇小说的文化背景与故事内容本身，此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在某种主题上与译者林纾达成默契，重要的是能让译者林纾借“洋酒”销“今愁”。

　　应当说，林纾以遗老心态译介托尔斯泰，虽然确有历史巧合与因缘际会的成分在里边，但无巧不成书，这无形中却也为“五四运动”之前的俄国文学译介添注了强劲动力。仅此一点而言，作为译者的林纾就功不可没；而这些百年前的译作，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自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