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安大略省华侨统一抗日救国总会航空救国纪念章（《贵州日报》）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随着航空救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海外侨胞便开始捐款为祖国购买飞机。

　　《全国航空建设会经收飞机捐款专册》记载:在此期间有缅甸华侨航空救国会、仙嵩洛示航空分会、侨胞陈志学等海外侨胞捐款，并特别注明“爪哇华侨已另捐十三万元指作制造飞机之用”。

　　1941年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菲律宾华侨响应“航空救国”的号召，组织成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岷里拉分会”，闽南侨胞入会的达1万多人，该会主席李清泉带头独捐战斗侦察机一架，约值菲币2.5万比索；宿务市钱纸公会捐战斗机一架，值菲币2万比索。当时，南安籍印尼华侨黄奕住客居菲律宾，被同胞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也独捐5万元。至1941年底，菲律宾各地侨胞共成立航空建设分会35处，认购“航空救国券”美金100万元；捐献购机款约合国币300万元，购买飞机15架，命名为“菲律宾华侨飞机队”。

　　1938至1940年间，爱国华侨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共募得捐款3亿多元，支持祖国抗日战争。有关南侨总会献金救国的感人事迹不胜枚举:新加坡和源侨批局经理陈建和被选为南侨总会委员，他积极募捐筹款，并利用侨批局渠道，把捐款寄回祖国；码头工人胺忠卷被选为南侨总会南区分会主任，他带头捐款，并号召全体劳工，实行常月捐款制度；新加坡实必丹小学校长邱铁汉带领学生走上街头，通过戏剧义演宣传抗日，用卖花、出售纪念章等方式进行募捐……

　　在加拿大，两位青年华工闻讯推行航空救国捐款，立即赶来各捐献1400元积蓄，并表示:“因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一位衣着朴素的华侨老人听了航空救国的讲演后，当场倾其囊中所有的1100美元捐给祖国，只留下10元路费回家，“在场者均为之感激泪下”。

　　据梅伟强《五邑华侨与航空救国》回忆录记载:1930年，美国华侨约有75000人，占全世界华侨总人数不到百分之一，但在抗战期间，美国华侨仅航空救国专项捐款就达200万美元。纽约和萨克拉门托等地的华侨抗日救国会规定:每人每月应交最低购机捐款从10美元至50美元不等；檀香山成立华侨购置飞机筹办委员会，号召当地华侨踊跃为航空救国捐款；波特兰华侨为了庆贺华侨战鹰陈瑞钿击落日本飞机立下的战功，募集3万美元捐款，加上美国军部拨款共10万美元，从波音公司购买3架教练机，分别命名“民生”、“民族”、“民权”号，献给祖国……抗战八年间，美国华侨捐献飞机共计50架。

　　牙买加华侨为响应国民政府“航空救国”号召，于1940年10月3日在金斯顿成立“牙买加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委员会”，推选李伯祥、郑永康为正、副会长。该委员会先后4次捐款，共汇寄祖国购买飞机的专款3万英镑。旅居越南的华侨，在侨领颜子俊的领导下，筹购飞机l0架献给祖国。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0年10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还有大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空军投入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周继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