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极其紧张

　　周恩来决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后，亲自动手起草《政治工作纲领》，并指导三厅的组织和人事安排。三厅的问题基本解决后，他和郭沫若在3月28日，才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

　　周恩来经常同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等处长和科长研究工作。他针对一些党员不愿在三厅替国民党撑门面的思想，严肃地指出：我们到三厅，不是做官，而是工作、斗争，而且是一种非常尖锐复杂的斗争。我们应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很高的策略思想，不要盲目乐观，但也不要悲观。国民党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我们就宣传我们党的“十大纲领”，各人宣传各人的。对他们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怕它什么？为了在三厅实现党的领导，在三厅领导层组织一个秘密党小组，在各处的干部中组织一个秘密党支部，由冯乃超任支部书记。两个组织不互相来往，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支部则同南方局组织部联系。

　　政治部设在武昌，周恩来住在汉口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所以他每天上午9时前就要过江赶到武昌政治部上班，或进行统战活动，晚上又要过江回到汉口来，处理许多急于处理的事情，因而常常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召开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因为要汇报情况和讨论问题，会议常开到深夜，有时到凌晨才能结束。董老年纪较大，会开得太晚他常常要在躺椅上打个盹儿后再起来继续开会。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还要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或审批李克农交来的情报，有时还要找同志谈话，所以他每天都睡得很晚，有时一直到天亮才能休息。如果上午有约会，他照样按时赴会。

　　我当时是长江局的秘书兼机要科长。代表团和长江局开会我做记录，因为白天整理记录、送记录（当时规定，头天晚上的会议记录，要在第二天整理出来，经秘书长核批后，还要送给到会的人看和签名）、传阅电报，已经很累，所以一到晚上开会做记录时就常常打瞌睡，甚至做梦。有时乱画，第二天整理时，自己也不认识了。会完了，又要到周恩来办公室等电报，我拿到电报送机要科译发后才能入睡。

　　周恩来找人谈话多在下半夜，有时还要排队。平时李克农也是住在长江局的，但有一天他的夫人赵瑛带孩子从安徽逃到武汉来，办事处钱处长安排他们一家到原来董老住的安仁里去团聚。当时周恩来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也没有说，临时有事叫李克农来，那时“工作第一”的观念很强，就派车子把李克农接来，周恩来叫他坐在我的房子里等。等到其他同志谈完后已经天亮，周恩来很疲劳想休息，叫李克农明天再谈。李克农白等了一夜，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周恩来在政治部有个秘书叫谌志笃，是1919年在天津就认识的老朋友，忠实可靠，住在政治部。随身副官是长征战士廖其康，司机是从上海来的祝华（党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他一辆美国福特小轿车，来回过江时得搭军用码头的渡船。但当时日机常轰炸，一响防空警报轮渡就停驶，无法按预约时间到办公地点。但是周恩来是闲不着的，他总是利用躲空袭的时间去看朋友或约人谈话。1938年5、6月间，日军向武汉紧逼，武汉大学开始往大后方疏散，在珞珈山的一些教授宿舍空出来了，政治部要了三套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这样到政治部开会、办公就较方便，同郭沫若和三厅同志的来往也更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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