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７月１６日电（记者韩振、周文冲）在山城重庆的山体岩石之间，如今依然有很多隐藏的防空洞完好如初。甚至连本地市民都很少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量武器弹药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防空洞里生产出来，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战斗前线。

　　在中国对外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内迁至重庆的兵工厂，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枪炮，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

　　六成内迁兵工企业搬至重庆

　　“中国的近代兵器工业诞生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时期，到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前夕，已经初具规模。”重庆大学教授、史迪威研究中心专家敖依昌说，当时主要的兵工厂分布在沿海及中部地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政府即开始着手研究兵工业内迁。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随着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保存中国的兵工实力，支撑长期艰苦的对日抗战，１９３７年９月，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金陵兵工厂之枪弹厂奉命首先内迁。”重庆档案馆接收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说，“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共有兵器工业及其分厂１８家内迁。其中，迁到重庆的有上海炼钢厂、济南兵工厂、巩县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等１１家，占整个内迁兵器工业总数的６１％。

　　这些兵工厂迁至重庆后，很快投入生产，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速度。“当时为了支持抗战前线，内迁的兵工厂几乎夜以继日地工作。比如２１兵工厂在厂长李承干的带领下，刚迁到重庆不到１个月，就已经开始投产。”张守广介绍说。

　　八成以上抗战军工产自重庆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但投产神速，而且生产出来的武器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技术力量强，品种齐全，很多武器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以中正式步枪为例，这种步枪以１９２４年式德国毛瑟枪及弹药为原型，在德国专家的指导下仿造，是近代中国军队武器通过借鉴、消化、制式化的典范，性能甚至优于日本‘三八式’和‘九九式’。”敖依昌说。

　　品种方面，重庆兵工厂所生产的武器几乎涵盖了近代常规武器的各个门类，如轻重机枪、迫击炮及迫击炮弹、步枪及枪弹、掷弹筒、手榴弹、战车等。

　　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的１７家兵工厂，每月可生产步枪１３４００枝，轻机枪２５０挺，重机枪５００挺，各类枪弹２１２０万发，各种大炮３８２门，炮弹２４．０２万发，手榴弹２０．５万颗，枪榴弹１万颗，掷榴弹３万颗，甲雷２万颗。

　　这些数字用一个定性的说法：基本能满足前方战事的需要且略有节余，“重庆提供了全国抗战８０％以上的军工。”敖依昌说。

　　人才汇聚齐心合力构筑抗战“军火库”

　　“抗战时期，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仅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补充前线，而且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创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型武器，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广大兵工厂工人的艰辛劳动，也得益于一大批兵工专家的带领与奉献。”唐润明说。

　　兵工署第２１工厂厂长李承干，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服务兵工事业３０余年，他主持下的金陵兵工厂（即后来的２１兵工厂），不仅完成了该厂的内部整理、艰难的内迁和迅速的复工，而且使该厂规模不断扩大，出品日益增多，械弹逐步精良，最终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由于李承干是中共党员，因此他又被称为“红色兵工厂长”。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俞大维，长时期担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为抗战时期各兵工厂的内迁、建设与生产，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和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正是这些人才杰出的管理才能，以及中华民族在危机时刻迸发出来的创造力，让重庆成为供给中国正面战场抗战各种常规武器的主要基地，为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敖依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