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宁７月２日新媒体专电(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马千里 张涛 李琳海)得益于青海湖的湟鱼资源，生活在青海湖畔的不少村庄一度靠打渔为生。近年来，随着政府禁渔令的实行以及保护湟鱼意识的觉醒，附近农牧民渐渐从湟鱼“盗捕者”转变为“守望者”。在此过程中，他们也曾挣扎过，也曾经历阵痛……湟鱼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曾一度疯狂捕捞
５７岁的扈文全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青海湖大量捕捞湟鱼的经历，至今仍觉得愧疚。“那时我们靠打湟鱼为生，国家的资源破坏了不少。”扈文全说。
“青海湖的水有多少，鱼就有多少，那时河上都没有桥，骑马渡河时，能踩死一片鱼。”这是扈文全儿时记忆中青海湖的湟鱼，有一年泉吉河发大水，洪水过后，河岸上全是湟鱼，七、八只鱼就能装满一背篼。
后来，村里从哈尔滨引进了专门逮鱼的尼龙网，长５０米、宽８米。最多的一次，扈文全和村里的１０个村民逮了２０多吨鱼，整整装了２解放车、１东风车和２拖拉机。
“虽然那时湟鱼一斤只能卖４分钱，但我们村里人很多东西都是‘湟鱼牌’的。”扈文全说，当时村里人盖房子、买手表甚至娶媳妇的钱都是用捕捞湟鱼的钱换来的。
６０岁的李金海和扈文全同村，他对湟鱼有着特殊的感情，上世纪６０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湟鱼救过他们的命。村里有个集体食堂，在最困难的时期，大家还能以湟鱼充饥。
“大锅一煮，撒上盐，每人每顿大概能吃半斤鱼，村里有病死的，但没有饿死的。”李金海说，曾经一度，政府为当地渔民统一发放捕捞证。
“那时青海湖边都是打渔者扎的帐篷，白茫茫一片，晚上起夜，帐篷多的都找不到自己的，扎在地上的帐篷绳能把人绊倒。”李金海说。
打渔村转型中的阵痛
２００４年，湟鱼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青海省政府多次颁发禁渔令。
“打渔禁锢了村里人的思维，转型经历了阵痛。”来自新泉村一社的村民孙生柱说。
５３岁的孙生柱从不回避自己年轻时的打渔经历，他说，上学时就跟着村里人捕鱼，“冬天，我们凿开冰面用挂网捕鱼；夏天，我们坐在用轮胎制成的皮筏子上捕捞，那时我们真的是和渔政部门的人打游击战。”孙生柱说。
随着政府保护湟鱼力度的加大，孙生柱觉得必须要“直着腰板挣钱了”。
２０００年，他在乡上沿街的位置开了一家餐厅，他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便召集村里的２０余名群众干起牧区游牧民暖棚工程，随后，他又在村里搞起宏盛养殖专业合作社，搞起藏香猪养殖。
据泉吉乡党委副书记孙奋贤介绍，新泉村属于环湖地区的农业村，共有２１１户，８５４人。现在村里有大型运输车４０辆，从事出租车行业的有２０户，个体经营户３５户，人均纯收入达到６０００余元，但这样的收入在刚察县农牡区来说并不算高。
尽管多年不打渔，但李金海家还是保留着当年打渔时用过的渔网，将它盖在取暖用的牛粪上。这些曾经带给他们食物与财富的工具已根植于“打渔村”民众心中。
湟鱼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近些年，村民们也试图保护湟鱼，每年都会配合当地政府进行巡湖，去年３月，附近村落的藏族村民在巡湖时不幸陷入冰面，新泉村４个村民划着当年打渔时用过的皮筏子参与援救，得到了政府的表彰。
“但打渔就像死灰复燃，有时还是会存在于这些‘即将消失的打渔村’。”刚察县森林公安局渔政管理局局长余多杰说，去年以来刚察县查处捕捞湟鱼案件１６起，新泉村的村民也曾“重拾旧业”参与其中。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如今在青海海南共和县尕日拉村、向贡村等地，打捞湟鱼还是不少农牧民的重要收入。
为了保护青海湖的生态环境，有效增加青海湖裸鲤资源量，青海省政府曾颁布《青海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实施细则》，部署停止青海湖冬季捕鱼生产的实施方案，由此拉开青海湖封湖育鱼的序幕。
“湟鱼打捞成本低，利润高，受利益驱使，加之偷捕者法律意识淡薄，湟鱼偷捕屡禁不止。”青海省渔政管理总站负责人何晓林说，青海渔政部门每年都会联合环湖地区刚察、海晏及共和县的工商、旅游、公安及基层派出所，在夏季湟鱼产卵季和冬季冰封期，开展专项保护行动，全部周期超过半年。
“湟鱼保护已走过３０多年，从最初的行政处罚，到现今的刑事处罚，打击非法捕捞、贩运、加工、销售裸鲤行为力度不断加大。”何晓林说。
何晓林说，日后力求通过引导和梳理，进一步规范周边村民和环保组织的行为，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保护湟鱼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