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论坛上,生态补偿联盟正式成立。　　本报记者　李勇　摄

　　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论坛上,来宾认真听取发言。本报记者　李勇　摄

　　本报记者　钱星星　黄　瑶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尝试利用经济手段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让生态补偿不再是陌生词汇。我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生态补偿实践工作的国家之一。

　　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为目的,通过采用公共政策或市场化手段,调节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包括各受益地区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级次的财政等情形时,但生态关系密切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

　　为构建生态补偿机制,还原生态以价值,为环境降压找出口,我国部分省区围绕流域开展了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践:

　　2011年9月,财政部、环保部印发实施《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实施方案》,正式启动该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工作,新安江流域补偿资金额度为每年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3亿元,安徽、浙江两省分别出资1亿元,形成纵横结合的生态补偿模式。试点实施以来,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保持为优。

　　此外,珠江上游的东江源流域和西江流域,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也在积极进行与广东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的前期研究。

　　我国目前生态补偿总体进展良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制定完善生态补偿等领域的法律法规”的要求。这些都是中央就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做出的重大决策。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这是我国从中央层面最早对横向生态补偿提出要求,从生态补偿到横向生态补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为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横向生态补偿制度论坛上国内外权威人士们成立了生态补偿联盟,为进一步完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做“绿色献言”:

　　包括通过加快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层面明确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补偿双方的责权利,积极发挥多元主体在区域治理中的作用,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政府推进区域治理的模式,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监督运行机制强化生态补偿资金的有效管理与监督。我国尚无针对生态补偿的系统性专门法律,因此在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的同时,应尽快做好立法准备,这对生态补偿解决“如何管”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科学界定自然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确定补偿尺度,生态补偿本质上仍是一种经济利益上的补偿。补偿包括生态效益贡献主体实际支付的成本或机会成本,或被破坏的环境资源在其存续期间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的价值,而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很难量度。因此,科学界定合理的自然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成了制定生态补偿的基础,解决“补多少”。

　　建立较为明晰的资源产权法律制度,明晰生态产品“主人”,明确补偿对象、明确横向生态补偿对象,使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益行为获得回报并进一步形成一种长效的激励机制,解决“谁来补”、“补给谁”。

　　通过积极实践,探索公共政策和市场手段相结合的多样化补偿方式,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制定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财政政策,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补偿范围涵盖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工程建设、各种资源开发、环境污染治理等多个领域,让补偿方式促使政府和市场机制兼容,解决“如何补”。

　　加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调整生态关系密切地区间的利益关系,促进生态保护的经济外部性内部化,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会说中国谚语的哥伦比亚教授

　　在“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SATYAJIT　BOSE的发言引来阵阵掌声。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这是我会说的所有中文了。”BOSE教授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幽默地和参会人员打招呼。

　　在他展示的第一幅PPT中,BOSE教授用繁体中文书写了四个大字——饮水思源。他说,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之一,贵州是很多河流的源头,所以对这一区域内的水源保护尤为重要。

　　“中国有一句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这句用中文说出的歇后语,再次赢得大家的掌声。BOSE教授说,生态补偿不是个人的事,也不是政府、市场、社会单方面的事,而需要各方力量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探索并争取拟定一种量化的标准去回答“如何补偿”、“补偿多少”等问题。

　　最后,BOSE教授表达了对贵州历史人文景观、气候条件的喜爱,并表示以后有机会将会再到贵州来。

　　齐晔(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生态补偿问题,不仅要廓清其理论概念,阐明补偿的实质、原则、分类、方式,而且需要研制可操作性强的补偿机制和对该机制的监督保障体系。

　　在生态补偿方面,中国正处于一种双重市场失灵的状态,所以生态补偿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发挥作用,创新市场、维护市场的公平,并设立相关机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合作。

　　但世上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生态补偿应该依据不同情况设立不同机制,并采取分布走的方式,逐步发展起来。

　　石井菜穗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

　　目前,人类正在不断使用生态环境的各项功能,其程度已经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所以人类必须找到一种务实的生态补偿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点,贵州做得很好。

　　为了保护生产茅台酒所使用的水源,贵州政府与民间力量形成了一种合作机制,以保护流域的水质、流域中的鱼类和周边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为其他地区、国家发展生态文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