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一词之差，既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又意味着需要构建一套新的体制
“要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主动。”日前，有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伴随我国发展阶段的转换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需要为未来几十年健康持续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谋划。
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依赖出口和招商引资双轮驱动的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可谓‘功德无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道，作为一个GDP已跨过10万亿美元大关、年外贸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以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如今传统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利好正在削弱，新常态下其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明显。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外向型经济模式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采访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强调，要看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层联系。“改革进入深水期，要动很多人、部门的利益，困难在所难免。”邢厚媛认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可以通过全方位开放来促进改革，加快推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其实，以往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体制，但是不规范的、支离破碎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川认为，如今需我国通过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的新机制，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等等一系列举措，来推进对经济体制各个环节、层面的改革，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将为我国经济发展谋求更长远的新‘改革开放红利期’，来助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并推动全球经济的进步。”他强调。
从重招商到重制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36.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保持稳定的同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高达24.8%，成为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在邢厚媛看来，全球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在60%左右，发达国家在70%以上，我国与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显然，外资投资领域的这种变迁，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符合高水平引进来的要求。”
因此，邢厚媛认为，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过程中，需要“从过去更加注重制造业的开放，转向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全方位开放，尤其是要分层次、有重点地着重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其实，此前成立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就已将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近日，国务院又批准北京市这一全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的省级行政单位开放金融、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IT六大领域的试点，这是“我国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过去外资来中国主要看重的是要素成本优势，而现在则更多的看重中国市场，并且中国市场还在转型升级。”张燕生补充道，这就注定了中国会持续对外资形成吸引力，也就解释了在诸多不利因素作用下，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同比下降8%，而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则保持增长3%的深层原因。
因此，新阶段，就需要政府“脱离以往注重提供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旧思维，转变为注重健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外资环境。”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就需要着力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例如，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将规范和引导境外投资者及其投资行为的内容纳入外资基础性法律。
“而对于外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活动这些一般性内容，应该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由统一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将有利于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权威专家讲道。
另一方面，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外资管理体制，重在事后监管，我国需要适应外资管理体制的变迁趋势，进行相应改革。”桑百川认为，通过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既能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还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外资活力。
当然，权威专家也强调，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全方位开放也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需要进行一定的安全审查这也是国际公认的惯例。我国现在需要做的是顺应开放趋势，修订完善安全审查的机制。”
健全“走出去”战略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巨大产能，并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并且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邢厚媛讲道，尤其是面对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需求下降，国际竞争异常激烈，贸易摩擦加重的现实，传统的对外商品贸易面临挑战。
“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都在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从传统的商品贸易转型为资本经营、跨国生产，这是大势所趋。”
“但是，‘走出去’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也是事实。例如，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依然缺乏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等等。”权威专家就认为，这就需要政府加强对走出去战略的统筹谋划和指导，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对企业走出去进行服务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并建立对外投资合作信用体系，以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
另外，权威专家认为，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也极为重要。这就不仅需要政府保障我国境外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还要“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以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主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邢厚媛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自身也要进行战略系统升级，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在做好市场调研、依法经营基础上，满足东道国对中国技术、产能、资本的需求。
“同时，中国企业要创新对外投资的合作方式，采取分工合作，集群式走出去，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配套，形成合力，避免单打独斗。”
邢厚媛特别提到，由于部分投资国，尤其是部分不发达国家，其产业配套能力比较落后，单个企业在当地立足比较困难，企业抱团会相对容易得多。“目前，我国企业在国外建立的众多合作园区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模式。”
此外，邢厚媛还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并且我国已经是不少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来源地。
“目前，政府的着力点应该更多地做好中观设计，做好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政策对接，为企业投资合作提供便利，营造更好环境，而企业则是更好的研究市场，确保实现盈利。”
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要从全球经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桑百川告诉本刊记者，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需要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灵活、多途径地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提出更多的新主张、新倡议和新方案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体系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一方面，要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桑百川认为，“区域主义经济日益成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重要平台的背景下，中国要通过适时启动与其他经贸伙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更多的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使得中国主张的经贸规则得到更大范围的应用。”
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桑百川看来，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依然是主渠道，我国要加以维护并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
“无论是联合国、WTO、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金砖国家、欧亚联盟，中国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此外，专家们普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能推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同时也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发挥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
张燕生就认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可以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行动，理解中国的理念，能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既维护我国利益，又促进共同发展的意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后，沿线国家反响强烈，一些国家正在着手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进行有效对接，有的合作项目已有成果。”权威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宫超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