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讯 木须虫

　　25日，广州市通过《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从“源头减量、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五个环节对垃圾分类全流程予以规定。单位和个人应该“定时定点”投放生活垃圾，违者，个人最高罚200元，单位最高罚5万元。

　　垃圾分类和定时定点投放是现代城市文明进步的标识之一，一方面它代表了市民整体的文明素养；另一方面它也是垃圾综合利用在入口环节的具体体现。近些年来，许多城市陆续推出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相关规定，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效果没有立竿见影。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文明习惯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靠简单立个法、制定个规定来毕其功于一役，显得过于理想化。

　　其次，垃圾分类与定点定时投入，也不是单纯的管理命题。早在2011年北京市就有类似立法，效果依然甚微。可见罚款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如，日本对垃圾分类有严格的处罚制度，大件垃圾不预约投放将被罚款，表面是惩罚，但前提还是“预约”服务。而类似有严格约束制度的发达国家，处罚的背后都有知识普及、清运对接、奖励机制等十分完善的服务体系，而这些才更是城市该关注和学习借鉴的。

　　第三，垃圾分类还是垃圾回收利用的经济命题。垃圾没有回收利用的完整处理链条，垃圾分类意义就不大。垃圾回收利用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才是支撑垃圾分类入口环节的经济基础。从发达国家执行垃圾分类的情况来看，但凡执行得好的都是垃圾回收利用效益比较充分的国家。如美国，2011年美国废料回收再生原料超过1.35亿吨，相关产业提供了46万个工作岗位，产生综合经济效益870亿美元。

　　如果垃圾分类成了赔本的买卖，那么垃圾分类所需的成本，有可能成为政府与居民的负担，反过来影响和制约垃圾分类的推进。此外，垃圾本身是消费行为的产物，垃圾的循环利用应当从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提取成本，纳入到相关经济政策中调节，建立税收反哺机制，真正让垃圾处理变成产业，使得垃圾分类收集的服务与管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