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夏衍将“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捐赠给上博，在文化界传为美谈。图为纳兰性德手卷　(局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夏衍“自述文字系列”中的　《春秋逝去的贤者:夏衍书信》，新增了夏衍10封首次集结公开出版的信札，其中既反映了夏衍当年捐赠自己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物和邮品的想法、心境，又展现出他与当时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来情况。

　　昨天，夏衍孙女沈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这些信件背后的故事。她说，“集之不易，不能分散”一直是夏衍先生的收藏理念。“我祖父一辈子被家国情怀所萦绕，令他将个人珍藏视为‘身外之物，为藏品指出‘送请国家保存，的归宿。”

　　捐赠藏品“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

　　2014年浙江博物馆举行“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献书画珍品展”，2015年“方寸寄怀———夏衍旧藏珍邮展”在上海博物馆亮相。展览上，人们流连于难得一见的清代“大小龙”邮票、“红印花”邮票、“扬州八怪”、齐白石作品等珍贵藏品，殊不知夏衍早已为这些宝贝盘算好了各自的归宿。

　　“书画文物捐给浙江，把邮票藏品捐给上海，也有一定意义。因为我出生在杭州，成长在上海，青壮年时代，都在上海，上海是我第二故乡，上海在集邮和鉴赏邮品上，是全国之冠。我集邮不多，但大多得之于上海。浙江书画的渊源深厚，浙派画家，明清时代是集大成的。”记者在此次出版的夏衍信札中看到，1991年11月8日、12月7日，91岁的夏衍两度致信浙江戏剧家沈祖安，夏衍在信中言辞恳切，对自己的捐赠做了细致分析与交代。

　　夏衍在信中说，“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给奖状”是他的宿愿，“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存，比留给子女好些”。“至于回报，我一概不要，这是再三说明了的。务必请你转告有关方面领导，不必搞捐献仪式活动，也不要奖金。日后发个消息，说我已捐献了，省得日后再有人来打扰我。”他坦言，“献出之后，就算了却一场心事”，“除了个人爱好之外，也有一点怕文物流失到外国的意思。和我同时跑琉璃厂的人，如田家英、邓拓、李初梨等，都有这种想法。”

　　夏衍孙女沈芸告诉记者，1955年夏衍到文化部赴任后，正式开始收藏之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捐赠成为祖父晚年常常挂在口边的关键词。1980年代末，夏衍将“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捐赠给上博，在文化界传为美谈;1989年，夏衍又将他收藏的一批珍贵书画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其中“扬州八怪”、齐白石珍品尤显珍贵;1991年夏衍将他所藏的233件珍贵邮票捐赠给上博;2009年，夏衍长女将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再次捐赠给上博。沈芸说:“我祖父一辈子都被家国情怀所萦绕，历经磨难而不悔，一生只为兴趣追索，懂物惜物，风雅自乐，但在国家大义面前，情怀慷慨，奉我全部。”

　　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手卷”为例，1989年4月25日，夏衍致信上海文物界领导方行，表达了捐赠意愿:“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因此公书简，除我的二十几通外，国内只有‘上博，尚有数通也。现在正请启功先生书跋，还有几位收藏家想看看，所以请先和‘上博，联系一下，如他们愿意接收，大抵下半年请他们直接和我联系。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也。”当年，上海派了两位专家去交接，手卷正式入藏上博。

　　在沈芸看来，上海是与祖父一生联系紧密的地方，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毫不逊色于故乡杭州和后来的常住地北京”。她说，夏衍有着浓厚的上海情结，“晚年每天要读3份上海的报纸，他关心这里发生的一切，甚至一场台风过后，他也担心街上的梧桐树有没有被刮倒”。

　　曾赠萧珊“夜明珠”，与同行切磋剧本

　　此次新增的10封信件中，还能看到夏衍与当时文化界同行和友人的往来情况。1962年2月27日，夏衍给巴金夫人萧珊写了一封短信:“老巴嘱带的小电池，及您要的纪念品，均托我团工作人员黄金祺同志带上，乞检纳。那串珠子，系埃及特产，日里不好看，一到夜里，即闪闪发光，可以夜明珠名之。如日久光渐减，可于日光下曝之，或电灯照之，即复明，供一粲。”字里行间流露出轻松愉快的心情。

　　而从夏衍与作家艾明之、电影评论家王世桢讨论剧本的通信中，也能发现，夏衍对剧本立意、人物塑造、情节描写的看法堪称行家里手。1955年3月4日，夏衍在信中嘱托艾明之:“目前喜剧题材及青年题材均奇缺，希望你再研究一下，舞台剧写出来，然后改为电影本子。”同年3月11日，夏衍与王世桢商榷:“‘乡，剧可取之处甚多，问题在于材料太琐碎，不集中，把封建力量写得太突出　(可能某些地区是真实，但不一定能成为全国的典型)———太强调了落后面，一方面固然可以显出杨的特点来，但反过来也可以‘吓倒，要到乡村去的人。人物的描写，不够真实，许多地方的感情变化是表面的，反射的，不是从内心发出，而经过应有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些观点如今看来仍有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