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刊载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胡幼伟的文章，反思面对灾难新闻媒体该如何处理。胡幼伟指出，“受难者取向”的模式真的是最合理的报道模式吗？所谓的灾难新闻，绝不是仅有罹难者悲惨故事的报道。对灾难形成原因的挖掘、灾民安置措施的关切，以及避灾避险方法的指引，才是媒体最该着重的面向。

　　评论摘编如下：

　　台湾多天灾，灾难新闻的处理也已建构出“受难者取向”的框架模式。每逢重大灾难发生，对于受难者背景巨细靡遗的报道，以及对其家属死缠烂打式的追访与悲痛欲绝画面的捕捉，成为贩卖给媒体消费者的残忍商品。

　　这样的新闻，就是台南维冠金龙大楼震灾的主要讯息类型，也占据了此一悲剧所有相关报道中的最大比例。媒体工作者丝毫不觉得这样的报道模式有何不妥，因为自921大地震以来，那已经是非常定型化的报道取向；阅听人虽然可能觉得这一大串的悲惨故事，在质和量上都有点让人难以承受，但也还是默默接受了此一灾难新闻处理方式。

　　然而，这真的是灾难新闻最合理的报道模式吗？

　　是的，这些遇难者都是我们的同胞。同胞遭灾，大家都能感同身受，也无比关怀。但是，如果罹难者天上有知，他们愿意媒体公布他们的个资和私人生活照片吗？被压在砖瓦下的待援者，愿意媒体拍摄他们痛苦扭曲的表情与身形吗？罹难者家属能不能有不被媒体打扰的空间，不要在万分悲痛焦虑时，还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

　　这些问题，媒体工作者可能都不在意。因为，这已经是台湾媒体普遍采用的定型化灾难新闻处理模式。

　　但这不是普世皆然的灾难新闻报道方式。

　　至少，美国在2005年发生卡崔娜飓风，以及日本在2011年发生311大地震时，两国的主流媒体都没有用极尽煽情的方式报道灾情。首先，罹难者的隐私一定会受到尊重与保护，甚至连其姓名都隐晦不报；家属的悲痛，顶多只是象征性地点到为止，不会对其穷追猛问。地方及当局对灾后余生者的安置与照顾是否妥当，才是报道的一大焦点。毕竟，往生者已逝，需要安息。劫后余生者如何度过后续的苦难日子，才是需要媒体帮助之处。但想想台南震灾的死里逃生者，他们以后的日子要怎么过？当局有没有完整的安置计划？我们的媒体似乎未展现急切的关注。随着被压在断垣残瓦下的最后一具遗体被寻获，媒体对这场灾难的报道，似乎也就“告一段落”了。

　　然而，不要忘了。维冠金龙的遭难，是天灾，也可能是人祸。建商是不是有偷工减料，住户是不是曾变更建物安全结构，地方政府对建物安全的监督是否完备，都是值得媒体深入了解报道的主题。

　　所以，所谓的灾难新闻，绝不是仅有罹难者悲惨故事的报道。对灾难形成原因的挖掘、灾民安置措施的关切，以及避灾避险方法的指引，才是媒体最该着重的面向。否则，极尽煽情的灾难新闻，反倒成了另一种的社会灾难。(胡幼伟 作者系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