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救时的杜利特尔（前左四）、波特（前左五）等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这次空袭是由杜利特尔(又译作杜立德)中校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从离东京800海里的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轰炸了多处日本军事设施。

　　美机完成任务后，按照预定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安全着落的目标，最后因燃料耗尽，弃机迫降。除有两架飞机不幸落入日军占领区外，大多数被迫降落在浙江沿海附近一带，杜利特尔指挥的轰炸机机组5名成员跳伞降落在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县的天目山麓。当地军民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并予以美国飞行员很好的照料，最后将他们安全送至后方。

　　本文作者朱学三当时是一名教师，全程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并任翻译。

　　误会初释

　　1942年4月19日清晨，我正在用早餐时，突然跑来几位乡亲告诉我：“碧淙村发现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说话哩哩噜噜。昨晚听到飞机坠毁巨声，会不会是德意日轴心国家的降落伞部队？”又说：“保长俞根生朝天开了枪，将其中一人绑了起来。”我听了意识到有误会的可能，便反问道：“能吃准他们是敌人的伞兵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同盟的美国与我们并肩作战，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乡亲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跑来找你。你上过洋学堂，懂得外语，请你马上去看个究竟吧。”这个要求，我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自知所学的一点英语是无法充当现场翻译的。但又认为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有谁能胜任呢？在责任感的驱使和众人的怂恿下，我放下饭碗，跟着几位乡亲向碧淙走去。

　　天正下着蒙蒙细雨，约走了一里多路，望见了义家畈那边有众多群众迎面而来，几个肩挎步枪的人为先导，押着一高一矮的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人还用绳索反剪着双手，另一人步履维艰，大约受了伤。我们加快步伐，逐渐看清了他们一身飞行员装束，却无可供识别国籍的标志，看其脸相肤色属欧美白种人。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呢？我怀着试探的心情，首先向他们打招呼：“Howdoyoudo?”没想到话音刚落，他们立即露出希望的眼神，回答了我同样的问候，给我增强了信心。当我初步弄清楚他们是失事的美国飞行员时，我随即叫押送人员松绑，同时向这两位飞行员解释误会，表示歉意。

　　事后我才知道，18日傍晚，这两位飞行员弃机跳伞后，随风飘落在碧淙溪畔，一个降落在碧淙村前山坡上，腿部受了伤，另一个降落在溪后畈，他俩在野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们摸进村里被群众发觉，告知保长俞根生。保长用步枪朝天开枪威吓，缴下一名飞行人员的左轮手枪，又用左轮手枪对空连发几枪，把一名飞行员捆绑起来，连同另一名飞行员准备解送去西天目山。

　　了解情况

　　我热情地请他们到我家去洗尘，又让俞保长到区里去报告。这两位飞行员在我家厅堂里饮着清沏的天目新茶，乡亲们抱着新奇的心情前来看热闹，挤满了厅堂。大家满面笑容以表友好，两位飞行员惶惑与惊恐的情绪也逐渐消失了。这时经人提醒，我立即端出现成的中国式肴馔来待客。可是，他们不会使用筷子，菜饭挟不到嘴边，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请家母烧煮了一小锅鸡蛋，请他们剥而食之，他们这才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

　　由于我英语会话水平有限，只得辅以笔谈或借助手势进行交谈，才搞清了以下几点：第一，知道他们是轰炸日本东京后飞抵我省上空，因联络不上衢州机场的讯号，在燃料耗尽的情况下弃机跳伞的；第二，他们驾驶的是指挥机，全机5人，领队是杜利特尔中校，跳伞是循着天目山这个目标进行的，估计都落在这一带附近地区；第三，身体较矮的叫劳昂埃特(或译为弗雷德·布鲁默———编者注)，是驾驶员，高个者叫帕脱尔·亨利(或译为亨利·波特———编者注)，是射击手。前者跳伞时被毛竹和树枝扯住了，忙乱中卸脱伞钩时受了伤；第四，他们疑惑和惶恐的情绪表露，不知降落在什么地方，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经查阅航空地图，才看到地图上临安与余杭毗连之间标有一条明显的红色警戒线。

　　机组成员均已找到

　　我们临安县此时已遭受了日军二次铁蹄蹂躏之苦。群众听了我的翻译，告诉他们已将日本东京炸得一片火海时，大家激于义愤，同仇敌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气氛活跃起来了。这时，有的敬烟，有的敬茶，两位飞行员也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俩满面笑容地站起合掌表示致意。

　　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之中，突然又有人来报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要不要送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幸好俞根生陪着苕云区区长李关安来了，我随即向两位飞行员作了介绍，并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的情况向区长作了汇报。因为区长不懂英语，对我的汇报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还是相信了。他随即宣布：马上护送去浙西行署，由他亲自带队，并要我同往，至于在射干的一位飞行员叫他在路上等候。

　　时近中午，我们只带了煮熟的鸡蛋，就踏上去天目山的路程。从由口到东社，不过3华里，过了乌石桥，听到锣声和断续的土铳声。走到村口，看到山脚下围着几十人，正在起劲地鸣锣，放铜铳、打土抢，还伴着阵阵呐喊声，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我们问道：“既然搜山，为什么不上山去？”有人回答说：“那个外国人可能有枪，弄得不好，我们要倒霉的。”我向区长建议：必须立即停止敲锣、放铳，不妨让这两个飞行员喊话，叫他出来，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这两位飞行员也表示乐意这样做。

　　于是，他们二人不断地喊话，果然在山脚下的摒沟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高兴极了，踩上田埂，张开双臂，连跑带叫地向我们方向奔来。这时在场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经历了惊险厄运的战友，平安相逢，分外高兴。这个被喊话叫出来的是报务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应为保罗·伦纳德———编者注)。我们稍待逗留后，继续上路，后面跟随着一长列的欢送群众，直至我们折向去尚志岭的崎岖山径时，群众才渐渐离去。

　　越过尚志岭，来到白滩溪，我们在凉亭里歇脚。村民闻讯奔来告诉了一个好消息：杜利特尔和另一个飞行员(应为理查德·科尔——编者注)降落在白滩溪，已被当地的浙西行署青年营营救送到天日山去了。我把这个喜讯转告给3位飞行员，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从这里到天目山麓尚有10华里行程，路呈现上坡之势，可是大家的步伐反而变得轻快起来。劳昂埃特虽腿受伤，也走得一样的轻快。

　　下午5时许，我们护送至目的地。其时，行署已派专人在鲍庄村前迎候。区长吩咐俞根生及3名乡丁返回，我们径达浙西行署“天然居”，行署主任贺扬灵和杜利特尔等已在官邸平台上迎接，见面握手、拥抱，喜悦和兴奋之情自不待言，我们也为他们的平安相聚而感到无比欣慰。杜利特尔中校双目炯炯，谈笑自如，身材不算高，却是相当壮实。他听到劳昂埃特等人的介绍后，就主动过来与我紧紧握手道谢，一时我竟激动得无言以对。

　　依依惜别

　　当晚，贺扬灵在“天然居”设宴，为5名美国飞行员压惊洗尘。李区长和我也被邀请入席。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美并肩战斗的诚挚友谊而互致祝贺。席间，他们各自介绍了跳伞后的遭遇及营救经过，我再一次受到大家的赞誉。宴会后，我和行署的翻译陪美国飞行员一起宿在天目旅馆。就寝前，行署派了医护人员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并对劳昂埃特的腿伤作了护理。

　　20日晨，李区长有事要回去，我认为这里已有比我水平高的翻译，故表示也要一同回家，唯因飞行员热情挽留，坚持不让。区长见此即对我说：“你在天目山读过书，这里的情况很熟，你就留下再陪他们玩吧。”于是，我以导游身份陪他们愉快地度过两天。

　　我是个在职教员，最终还是不得不告辞了。临别时，杜利特尔中校及4名飞行员都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各自的姓名和通讯地址。劳昂埃特和帕脱尔·亨利向我赠送了纪念品，前者送的是玻璃太阳镜，后者送的是铸有飞行员姓名和机队编号的铂合金腕章。

　　(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文章刊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