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在广西河池凤山县“春风行动”招聘会上，一家政服务企业工作人员向求职者演示招聘岗位的工作。春节过后，多地举行专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春风行动”求职招聘活动。　新华社发(周恩革摄)

　　曾经最苦的时候，为了躲避“年劫”，秦爱霞让丈夫和儿子到北京过年，尽管自己在胡同里租住的临建房才几平米，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否则，回去十几天就花掉了一年的积蓄。”后来日子好过了，秦爱霞觉得过年还是要回去，“要不不像话”

　　北京到安徽无为1200公里，高铁5个小时。同样乘坐高铁，秦爱霞却走了整整14个小时。

　　刷屏、抢票，刷屏、抢票……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秦爱霞，最终绕道南京换乘，经过一夜的“奋战”，2月1日早晨，终于返回到家乡。

　　14个小时里，秦爱霞没怎么合眼。南京南站寒冷等待中的煎熬，高铁换乘肩扛手提的艰辛，都无法掩饰她内心的兴奋……儿子半年没见了，母亲和残疾的小弟也已经一年没见了，大弟、弟媳的服装生意今年冬天还好不好……

　　每到年底，北京城里的小时工工资会翻番，却挡不住20多年来秦爱霞回家团聚过年的脚步。“在外辛辛苦苦一年了，不就图个回家团聚，回家过年嘛！”

　　“好好过个完整的年”

　　“今年回家必须好好过个完整的年。”

　　早在一个多月前，秦爱霞就开始为自己的这趟返乡做着准备。

　　“今年到底还是有些高兴事儿。”秦爱霞今年比往年早走了许多天。但就这样，上火车前她也还是刚刚放好雇主家的抹布，扔掉最后一袋垃圾。“总要交代一声，毕竟要离开半个多月。”很多雇主平日就离不开秦爱霞，逢年过节更是对她依赖有加。

　　“爷爷89岁生日在初四，最小的堂弟婚礼在初六……关键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掰着手指头、个头不高的秦爱霞笑容绽放在干涩却总是沉默的脸颊上，嘴里强调着“今年”。儿子一放寒假，秦爱霞的心也跟着飞回了老家。

　　“北京有直达无为的火车，不到150块钱，但是票太难买了。”秦爱霞早在一个月前就在为回家的车票四处想辙。以前全家族在北京的30多口人的回家车票都是做服装生意的侄子承办，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已经买了汽车，开车回家方便了不少。长途晕车的秦爱霞无法搭乘他们的便车，更主要的是，他们回去的时间都太晚了。

　　“高铁票贵了好几倍。”最终选择北京经南京，转芜湖的高铁车票是雇主温州老板的司机帮忙解决的。

　　43岁的秦爱霞是家中的老大，父亲去世早，妈妈带着残疾的小弟跟着大弟一起生活。回家过年，对秦爱霞来说，除了多陪一陪整日操劳、年事已高的母亲，照顾照顾家中残疾的弟弟，更有对一家人多年来扯不清亏欠的补偿，“去年没串的亲戚也必须走动走动了。”

　　2015年春节，身体不太好的丈夫因为手术，选择了回乡治疗，新农合医疗可以帮他们节省不少费用，年前返乡就医也是众多外出务工人员过年扎堆看病的主要原因。从回乡看病到最后预约上手术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直到手术时间确定，她才匆匆赶回去照料丈夫。

　　当时正在高三复读的儿子情绪非常不稳定，没少跟她拌嘴闹情绪。大年初二，在她忙得焦头烂额时，北京的“夫人”一个电话又把她紧急召回了北京，“去年哪都没去，连跟我妈说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入冬以后，秦爱霞就开始为2016的年货忙活起来。给妈妈治咳嗽的药年前就备好，小侄子除了大红包，还有“学习机”，“听说这个有用。”儿子的李宁运动鞋也是在商场打折时买的，她知道，儿子如今在乎品牌了。

　　离不开她的“夫人”

　　上世纪80年代，无为曾被称为“保姆之乡”。当时约有5.5万名无为妇女在北京等地当保姆，电影《黄山来的姑娘》说的就是无为小保姆的故事。

　　之后安徽“小保姆”成了无为县劳务输出的主打品牌。上世纪90年代初，19岁的秦爱霞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时她和同村的丈夫刚刚订婚。和未婚夫一起去北京打工，在农村父母眼里是比较可靠的。

　　在北京打工的20多年里，小学文化程度的秦爱霞像所有外出务工人员一样尝遍了各种工作，小保姆、洗碗工、保洁员、饭馆服务员……“什么苦都吃了，白眼、辱骂，甚至性侵……”在外打工身体的劳累都能忍受，但时常遭受的不公、屈辱曾经是她无法维持下去的最大理由。

　　1996年，儿子出生在出租房附近的私人诊所里。老实巴交的丈夫没什么技能，只能靠做装修小工、保安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苦。

　　一次，同乡招呼秦爱霞替自己去做小时工，她去了并且干得不惜力，“那家女的直接就跟我说，下次你来吧，‘我跟你老乡说’。”尽管那位老乡总有很多干不完的雇主，但这事儿让秦爱霞忐忑了很长时间，“我叫她两口子到我家吃过好几顿饭。”

　　勤劳肯吃苦的“秦阿姨”因为好口碑很快有了固定客户，如今，许多人家已经跟了秦爱霞十几年，离不开、离不了。

　　她的两个重要雇主家住在北京城东，她在这两家干了十几年。其中一家女主人坚持让她称呼自己“夫人”，“夫人”的对门是温州老板。

　　“夫人”之前换过许多小时工，人很挑剔。“可是对他那个外国老头却惯得过分。”秦爱霞说，“夫人”早年留学美国，在那边嫁了这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老头。她第一次见到“夫人”时，“夫人”不到40岁，很漂亮。“先生”当时已经60多岁了，俩人唯一的儿子在美国，有时也会回来。“看得出来，夫人挺怕他。”秦爱霞用自己的方式解释着，“谁知道他们之前都发生过什么。”

　　“‘夫人’非常能干。”跨国公司公关部总监的位置，在秦爱霞眼里是了不得的事业。墙上镜框里，与“夫人”合影的重要人物偶尔也会出现在电视上。生活里，严厉、苛刻的“夫人”会给秦爱霞订下许多规矩，带着传授，也让她各种知识爆棚，“脸书”“推特”等“高大上”的词儿从“秦阿姨”嘴里冒出时，别的雇主被惊掉下巴的同时，她的表情自然平常。

　　“夫人”很忙，她请秦爱霞做饭、打扫屋子，还要照顾好她的外国老伴儿，“可是那老头特坏，做了很多对不起‘夫人’的事。”在秦爱霞嘴里，那个外国老头十恶不赦，“早些年，‘夫人’前脚出门，他后脚就会领回年轻的女人。”被老头轰出门对秦爱霞来说是好事，因为经常他也会塞给她一两张百元大钞并提出非分要求。“这些事儿，‘夫人’都知道。”

　　委屈、难过，秦爱霞向“夫人”请辞，都被“夫人”以各种好处搪塞过去，她知道“夫人”离不开她，生活让她也同样离不开“夫人”，尽管脾气不好的“夫人”有时拿她撒气，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外国老头更是“作得要命”，但秦爱霞想，“活儿不累，钱也不少给，忍了。”

　　离不开她，也让她离不开的还有对门的温州老板，一个在南方开工厂的生意人。温州老板一个月回北京不过几天，但他要求秦爱霞每天打扫房间，“他那人疑心很重。”却把房门钥匙放在老实可靠的秦爱霞手里。在北京的那几天他要求“秦阿姨”负责他的起居饮食，“可是他在家很少吃饭，所以不累。”温州老板离不开她，还因为“秦阿姨”能做拿得出手的家宴，让他宴请朋友方便了不少。

　　这两家工做下来，秦爱霞月收入已能保证拿到6000多元，“周末再做几家小时工，七八千元应该差不多。”

　　如今儿子考上大学，丈夫回到北京和她团聚，“靠给侄子看摊儿，挣点吃饭钱。”对于收入，秦爱霞还是比较满意，“卖力气挣钱，知足。”

　　“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

　　尽管很知足，但是每到过年回家，秦爱霞也总会纠结一阵子。和许多在外的亲戚、老乡比起来，自己多少有些寒酸。“大包小包都不算什么，现在红包的数字听着吓人。”秦爱霞说，“乡下人穷惯了，如今更爱攀比，尤其是春节回家，谁也不想证明自己比别人过得差。”

　　平日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只有老人孩子留守，到了春节，大家都回来了，也便成了各家忙着婚庆嫁娶的良辰吉日。所以回家过年，礼金便是大头。

　　今年，秦爱霞给爷爷包了个大红包，办婚礼的堂弟礼金不能少，妈妈、小弟一定要再多补贴些，还有些亲戚孩子，秦爱霞伸出两根指头，“算了算，光红包差不多两万块。”

　　逢年过节，农村经济往往也是靠这几天获利。“年货贵得吓人，但这些都是必须的。”

　　曾经最苦的时候，为了躲避“年劫”，秦爱霞让丈夫和儿子到北京过年，尽管自己在胡同里租住的临建房才几平米，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否则，回去十几天就花掉了一年的积蓄。”后来日子好过了，秦爱霞觉得过年还是要回去，“要不不像话。”

　　秦爱霞说，农村过年有喜庆气氛，但是很多事情也让人看不惯。村上年年有人组织舞龙队，春节期间谁家过大事，舞龙队便会到家门口舞龙、放鞭炮。“不管你请没请，他来了总是添喜庆，过事的人家自然心甘情愿掏腰包。”他们还会到停着小汽车的人家门口舞上一阵子，“有的人挨不住总会给点，图个喜庆。”

　　“有点强买强卖，这就是农村，没办法。”秦爱霞说，也要理解，一年中村子里难得热闹几天。

　　看着平日里和自己一样在北京做小时工的小陈穿金戴银地在村里显摆，秦爱霞多少有些不适应。“去年她老公干了个收停车费的差事，累是累点，但一个月2万块。她今年回家这阵势就跟钱是大风里刮来的一样，他们在北京咋样我心里明镜儿似的。”秦爱霞心里想着，却不羡慕，因为她有自己的小算盘。

　　几年前，房价疯涨，周围许多亲戚都在北京或回老家购房。有人钱不够甚至来找秦爱霞拆借，这事反倒提醒了她。“我也可以买房呀，省得有人惦记我那点血汗钱。”带着好不容易攒的10万元，她果断在芜湖市买了一套两居室，“现在回想太英明了。”想想当时不顾家人劝阻，执意拿下的这套如今房贷已还清的房子，秦爱霞心里更踏实了，“他们可是没这机会了。”

　　回不去的家乡，无法接受的后生

　　每年回家，秦爱霞都会住在二叔三叔家，自己那三间平房的小院已荒了很久。“现在村里家家都是小别墅，气派得很。”她芜湖的房子以每月800元的租金租给别人在住，她总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到那个生她养她的小村庄去生活了。

　　和秦爱霞一样，自己那些在北京打工的堂弟堂妹侄子外甥也都纷纷不是在无为县就是芜湖市买了房子，“每年回家大家都挤在二叔三叔家还热闹。”秦爱霞父亲是秦家老大，去世早，二叔三叔自然担当起家族老大的重任，“二婶三婶人都特别好，总是早早就帮我们安排好住处。”

　　“三十晚上最热闹。”全家三四十口聚在二叔家吃年夜饭聊大天，媳妇、闺女收拾忙活，“一年里，一家人不就过这么一天吗？”秦爱霞反问着。

　　当年，儿子回老家上初中，秦爱霞一度想回去。她担心儿子成了电视上说的留守孩子。因为每次回家，她能看到真实的情况。

　　“孩子和父母之间就剩下钱了。”秦爱霞说，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的教育责任交给了老人和学校。许多孩子只认金钱，不认父母。父母总觉得对孩子亏欠太多，也总是用金钱来补偿。“许多刚刚上初中的孩子染发、抽烟，追求奇装异服，打扮上甚至比城市孩子要过分。”秦爱霞不懂什么是“杀马特”，但她的描述和解释已让自己无法面对和接受，孩子必须有父母管。

　　农田早已给别人种，自己也不是生意人，家乡的小时工市场几乎为零。生存面前，只能舍弃。“幸亏我老公回家陪了儿子几年。”丈夫身体不好，他们商量，还不如回家陪陪孩子，“起码心理上对孩子有帮助。”秦爱霞说，“很多农民工子女真的是被毁了的一代。”

　　2014年，在安徽读高中的儿子高考失利，一度要来北京打工。秦爱霞犹豫不决，“夫人”知道后极力劝阻，并且帮她分析了随后的形势，这才让秦爱霞狠下心来多掏了3万元，鼓励儿子复读再考。如今儿子考上二本大学，秦爱霞对“夫人”心存感激，“我们这些在外打工的哪有那么长远的见识，其实老公回家陪孩子也是‘夫人’的主意。”

　　很多时候，秦爱霞一直觉得自己离不开这些服务的家庭圈子，“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阶层，眼界更不一样，比我的那些亲戚、老乡对我的帮助更大。”

　　去年儿子考上大学，秦爱霞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全村没几个大学生，我儿子真争气。”

　　以前和亲戚、老乡比较起来，秦爱霞总说自己是家族里最没本事的人，“那几年，服装生意好做，堂哥、侄子们出手大方。”她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寒酸。秦家在北京打工的亲戚大多数做服装生意，有人甚至在北京买了房子，“但是，生意这种事真的不好说，现在网购那么火。”这几年，眼睁睁看着堂哥、侄子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大弟、弟媳忙活一年挣得比我多不了多少。”秦爱霞觉得小时工让自己倒是干得挺踏实。

　　接连几天，走过几圈亲戚，串过几家朋友。短则三五天，长则十来天，二叔三叔家又要恢复往日的宁静。

　　初八刚过，大弟、弟媳在芜湖的服装摊也开门迎客了，母亲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残疾的小弟还是只能坐在轮椅上吃喝，除了金钱的帮助，秦爱霞像个多余的人，在大弟还未还清房贷的居室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去年大年初二因为那个外国老头的突然离世，“夫人”紧急调回秦爱霞，今年她计划在家多呆几天，但没有了北京电话的催促，秦爱霞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夫人’现在离不开人，怕寂寞、怕孤独，吃饭都要有人陪……温州老板今年生意不好，为了躲她的二太太，一个人跑回了北京过年。”念念叨叨，秦爱霞寻找着被需要的理由。

　　儿子开始收拾回学校的东西，本想“多住几日”的秦爱霞开始催促侄子帮她订回北京的车票了。(记者强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