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离家时，作为家中“顶梁柱”的刘季荣倍感纠结。这位来自江西省瑞金市的“90”后农民工，之前在福建省石狮市的一家小型服装企业上班，几年的漂泊生活让他最感歉疚的就是与一双年幼儿女的分离。“每年外出都要带一张新拍的全家福，每晚回到宿舍都要拿出来看看。”

　　归不得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自农民工现象形成之日起，这样的两难困境就成为每一个背井离乡的农民工挥之不去的尴尬：乡村盛放不了他们的就业与创富之梦，而融入城市的“高门槛”又让人望而却步。年复一年，他们奔波往还于城乡之间，辗转纠结于家厂两地，被形象地称作“两栖人”。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缺乏平等、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就业相连的城市公共服务与福利，就业、就医、就学、住房，哪一样都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拦路虎。”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

　　来自闽西农村的张强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厦门打工，在一个叫殿前的城中村租住了8年多时间。这里一度是厦门外来务工人员最为集中的租住地之一。他回忆说：“那时到厦门还要办暂住证，一张50元，仍有很多人办不起。半夜联防队敲门查证，钻床底的、跳窗户的都有，那种景象想起来真让人难过。”

　　而今暂住证已经成为历史，但农民工辗转城乡间的诸多烦恼并未因此而消解：用工环境改善了，但各种或显或隐的门槛与歧视仍如影随形；工资收入增长了，但吃住行等各项生活成本也水涨船高；过年回家的路比以前顺畅了，但骨肉分离、亲子难聚的难题在短期内仍难以解决。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当前“农民工”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比如就业方向上“退二进三”的比例越来越高，收入结构更加多元，用工环境持续向好，就地就近务工人员日渐增多等。但总体而言，农民工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仍然还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空间。

　　“以往农民工的形象或许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建筑工地上的灰工装，而今他们却是充满活力与热情的‘快递小乔’。”朱启臻说，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与农业、农村之间的关联更为松散，知识水平、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等远胜于父辈。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和新的政策环境下，他们对融入城市、扎根城市有着更大预期和更为便利的条件。

　　17岁就来福建晋江打工的安徽姑娘李珊珊，如今已是当地一家高档酒店的高管，同时也是晋江市政协委员。目前，像她这样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外来工，晋江全市已经超过300名。李姗姗说：“我们已经成为‘新晋江人’，在这里工作生活非常便利。”

　　作为东南沿海制造业重镇，晋江外来人口已过百万，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自2011年起，晋江在福建省率先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赋予持证人员选举权、公职人员招聘、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等28项市民待遇。目前，在晋江就读的外地中小学生已占在校生的6成，其中超过90%在公办学校就读。2012年，晋江市还全面放开户籍，提出“无房流动人口也可落户”的创新做法，吸引诸多“新晋江人”落地生根。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给农民工带来了实现“城市梦”的春天，类似晋江这样“本外融合、共同发展”的景象正在许多城市成为现实。

　　去年颁布的《广州市来穗人员融合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明确提出：5年内，基本实现社会保障与基本公共服务对来穗人员全覆盖；来穗人员子女同户籍学生一样享受9年义务教育。

　　201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规定公民在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有合法稳定的就业、住所、连续就读三个条件之一的，可以申领居住证。包括广大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将在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权益便利化方面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朱启臻认为，居住证制度的全面实行，将方便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小城市落户，极大降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对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将带来深远的积极影响。但要注意的是，政策红利的释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各地细化落实的进程也会有差异，农民工市民化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我们村里有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起点都差不多，几年过去了，有的在县城里买了房，有的在大城市安了家。我还年轻，机会还很多，只要努力，以后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城里人吧。”说到未来，刘季荣不无乐观地说。　记者郭奔胜、涂洪长、董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