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大家都认,就是没人还钱。
建学校、修公路、通饮水,20年的民生工程款,总计110万元,白纸黑字,承包合同和债务确认书无一不少。
年复一年还旧贷新,贷款雪球越滚越大,以至现在还欠着100余万元的外债……
讨债人叫老王,云南省陆良县的一名工程承包人。欠债的是陆良县芳华镇政府及其下辖多个村组。年关将近,回首讨债经历,多少辛酸无奈,背后则是我国乡村债务化解困境的典型缩影。
民生工程垫资干,最长的债务一欠20年
1996年,为雨补村委会红石岩组承建自来水和道路工程,被欠24万余元。
1996年和2001年,分别为高栗树村委会承建自来水工程、村委会办公楼,被欠合计22万余元。
1997年和2001年,分别为芳华镇政府承建芳华河挡墙治理工程、街道基础设施,被欠合计32万余元。
……
老王名叫王寿仑,曾用名王寿能,是陆良县芳华镇田心村的农民,如今年近花甲。他给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1996年到2003年,他为陆良县芳华镇政府及其下辖多个村组承建了8个工程,至今被欠总计110万余元。
“盖学校、修村组道路、通人畜饮水,主要是做这些民生工程。”老王说,起初几年,工程款还能顺利拿到,后来“工程款就不好拿了”。
“以前农村有‘三提五统’,三项村提留、五项乡统筹,结算工程款就是靠这个钱。”老王介绍,1998年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三提五统”被取消,乡镇和村集体原先预期的收入没了,工程款也就没了资金来源。
芳华镇党委书记孙竹祥向记者证实,镇上确实欠着王寿仑二三十万元,具体金额以审计核实的数据为准。高栗树村委会原主任黎所明证实,他在任村委会主任期间,请王寿仑做了两个工程,欠着22万余元,“后来政策不允许让老百姓集资,村集体也没什么收入,所以这个债务一直欠到现在。”
唯一顺利清偿的,还打了七折
老王走上了漫漫讨债路。如今回首,讨债经历,一把辛酸泪。
“每年底去镇上,找到镇党委书记,书记说你去找镇长,镇长说我们商量一下。最后答复,今年实在没钱了,明年再争取吧。”老王说,去镇上讨债,最常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运气好的少数年份,镇上会偿还一两万元。
唯一顺利清偿的债务,是他给镇上中学盖教学楼的40余万元工程尾款。“这个属于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国家有政策,上级财政给钱化解债务,打七折一次性兑现。”老王告诉记者,如果不接受打七折一次性兑现,可以选择逐年慢慢地还,但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够结清,所以打七折也就认了。
村组欠的债,要起来更难。有的村干部言语不和就摆脸色,“你的工程不是在我手上干的,关我什么事?”
诚信却被失信欺,这让老王很苦闷。他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和材料款,哪怕借债贷款。年复一年还旧贷新,贷款雪球越滚越大,以至现在还欠着100余万元的外债。
2014年的一天,听说县委书记在县信访局接访,老王准备去反映情况。刚进信访局大门,就被镇长、副镇长等人截住,被劝返回家了。当年底,他再找镇长要账,还是没能要到。再后来,这个镇长又调走了。
“白纸黑字,有承包合同和债务确认书,倒是没人敢说赖账。账大家都还是认呢,就是没人还钱。”老王一脸无奈地说。
老王的遭遇并非孤例。“‘三提五统’取消后,产生大量的乡村债务,这种情况各地都有。”陆良县芳华镇农村经营管理站站长周乔坚说,几年前上级要求清理上报乡村债务情况,当地已清理上报,但化债政策和资金还没下来。
“我们经过审计核实,镇政府和村组集体的公益性债务,全镇一共欠着1000多万元。”芳华镇党委书记孙竹祥介绍,对这些历史遗留的债务,当地只能逐年偿还一点,但乡镇财政困难,村组集体也没收入,很难彻底还掉。
化解债务“挤牙膏”,“谁来还”等多久?
记者从当地政府获悉,老王被欠的债务已被录入“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监管系统。按照有关政策,“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指2005年12月31日以前发生的、除农村义务教育以外的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主要包括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债务、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债务和乡村垫交税费债务等。
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有多少?仅仅以云南为例,据云南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2012年印发的文件透露,以2005年12月31日为截止期限,云南有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67.2亿元,其中乡村垫交税费债务0.65亿元,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债务8.7亿元,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债务35.85亿元,其他债务22亿元。
2012年,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工作的通知》,对化解乡村垫交税费债务作出安排,提出“有条件的省份可同步开展除此之外的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清理化解工作”。
据了解,目前乡村垫交税费债务已基本化解完,剩下占大头的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化解则进展不大,局部有小范围试点,全国尚未全面推进。
有关专家建议,借鉴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垫交税费债务的经验做法,明确化债责任主体、资金来源、奖惩机制和截止期限,对全国化解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进行全面部署,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尽快妥善解决。
芳华镇多名乡村干部认为,化解乡村债务还是要上级出政策和资金,依靠县乡基层显然不现实。老王则抱以希望:“如果领导重视,办法总是有的。问题是乡镇和村委会领导都换了多少届,也不知还要再等待多久?”(记者伍晓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