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朗溪镇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昔蒲村村民田应杰家有4口人，3亩多地。田应杰在村里的合作社当技术人员，每月有2000多元收入，妻子在家附近打零工，有活干的时候，一天能收入七八十元。

　　“从这些表象看，田应杰一家不穷，不属于贫困户。”印江县朗溪镇扶贫工作站站长张叶说，但识别贫困对象，不能仅仅看收入，还要看这户家庭的消费支出情况。

　　张叶说，田应杰的两个孩子读书一年要花费3万多元，他自己也有脂肪瘤，动手术的话，要花好几万元。因为担心动了手术，没法干活维持生活，田应杰迟迟不愿去医院就医。

　　“所以，经过仔细调查，我们认为，田应杰一家应该属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张叶说。

　　长期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工作存在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扶贫造假事件，甚至出现“财政供养人员成为扶贫对象”“有私家车还是扶贫对象”等“扶贫失真、数字脱贫”现象。

　　当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阶段，一些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边远山区，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基层干部反映的贫困农户年纯收入难以精准核算、致贫原因复杂、动态管理难度大等问题，也是具体扶贫工作中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自2013年以来，中国各地纷纷派出“脱贫攻坚工作队”对千万个贫困家庭进行调查，并对贫困人口全面建档立卡，以此为基础构建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目的就是解决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和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贵州遵义市绥阳县扶贫办主任文顺说，为杜绝“虚假脱贫”“数字脱贫”，县一级公告贫困人口之前，要逐一村民组召开大会，由村民评定推荐，县、镇、村干部去村民家测算收入。评定为贫困户后，要在村里开村民代表大会，由大家举手表决，通过后张榜公示，名单报到镇里面，还要开会再把关。

　　“乡镇里要对贫困名单不定时实地抽查，从一开始阳光操作，把监督融入，避免弄虚作假。”文顺说。

　　中国扶贫系统已展开建档立卡“回头看”，对已经初步识别的贫困人口逐一进行甄别，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实施动态管理，做到有进有出。

　　中国还运用社会监督挤“水分”，提升扶贫资金监督管理工作水平。如2015年11月13日贵州省政府设立的24小时“扶贫专线”电话，运行以来截至今年的1月20日，共接到1115个群众有效来电，其中投诉举报类641个，事项办结率达到100%。

　　在中国大力实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某些发展起来的地区对是否要摘掉国家级贫困区县的帽子心存顾虑，这些地区领导怕一旦“摘帽”就会失去扶持发展的优惠政策和资金照顾，因此坚持戴着“贫困帽”不愿放下。

　　2015年底，中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抓紧制定严格、规范、透明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重点县退出后，在攻坚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抓紧制定攻坚期后国家帮扶政策，以此鼓励贫困县早脱贫早脱帽，形成“早脱帽子早有好处，不脱帽子还有约束”的导向。

　　专家认为，这一政策既能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而且稳得住，不搞虚假脱贫，把不该摘的帽子提前摘了；也决不把贫困区县的帽子当成一种“光荣”和标签，当摘不摘，占用稀缺的扶贫资源。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教授孙兆霞说，当前，中央已从动员、问责、投入、退出、激励等方面以超常规力度安排部署了超常规举措。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同群众一起“算好账”，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群众认账”的脱贫目标一定能如期实现。　　(记者李惊亚 杨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