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今年首次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家表示，15000字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农村金融改革的工作安排上着墨颇多，意味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过程中，金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出意料的，这成为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玉玮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此次首提“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015年 11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胡玉玮认为，我国整体宏观管理经济政策正处调整期，以单纯需求端改革为主的思路不可持续。农业作为三大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相应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时代意义。
“供给侧改革具有全局性，但凡是产能过剩、供求关系不合理、政府管制过多、垄断行业等都存在供给侧改革的需求。”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农业作为支柱产业，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聚焦“三农”问题，更是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胡玉玮也认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的农业农村发展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粮食的供求问题，主要表现在品种结构上出现了一种失衡的局面，进而导致国内市场价格有所波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民数量较多但土地较少，使得尽管在农民流动、土地流转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成本仍然较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近日在发布会如此表示。
曾刚认为，“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需从零散向集约转变，另一方面农产业价格需从政府主导向由市场机制决定转变，决定了农业结构性改革必须从需求端向供给端转变。”
“在此改革过程中，农村的资金需求缺口很大，金融机构大有可为。”胡玉玮说。
金融撬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文件还要求今年要推动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始运营。
“央行、财政部等监管部门的政策非常有效地引导了资金向‘三农’领域的倾斜。”胡玉玮表示，“2015年央行的‘双降’，特别是定向降准，增加了农业领域的资金流动性。”
2015年短短一年内，央行进行四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定向降准，五次降息，适当提供长期流动性，同时运用价格杠杆引导融资成本下行。截止10月24日，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年工作会议透露，“2016年，央行将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
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支持存在不敢贷和成本过高的想象。
在辽阳灯塔市的农民企业家田忠信看来，国家的金融政策非常支持“三农”发展，但涉及到执行层面，却常常让他感到不便：有时企业资金短缺，去商业银行办理一笔500万元的贷款却需要半年才能到账。
“三农金融的痛点在于风险大，银行在无抵押无担保的前提下，主动放贷的意愿不大。”胡玉玮说，将金融机构的逐利诉求和农民的贷款诉求结合起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把握好度，才能使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民获得“三赢”。
在福建闽北农业大县建瓯，池有旺等100多户农户，通过海西蔬果茶交易中心将土地抵押给建行做担保，每人获得了30万元的“支农贷”。
建行福建分行副行长丁保平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是说，该行通过创新“土地合作社+政府公司担保”的金融服务模式，对农林公司推荐的优质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客户予以受理抵押贷款。
在边远贫困地区，银行出于成本的考虑，设立的网点相对较少。丁保平却认为，这些地区的农民对电子银行、网上支付等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并不熟悉，更需要将银行网点延伸下去。数据显示，目前建行福建分行已在528个村镇设立了784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近7成县域。
“金融机构在注重商业性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性和公益性。”胡玉玮说，国家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是开展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良好开端。
继去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开发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四家金融机构的涉农金融业务进行部署后，今年的一号文件再次针对这四家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化中国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加大“三农”金融产品创新和重点领域信贷投入力度。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优势和作用，加强服务“三农”融资模式创新。强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职能，加大中长期“三农”信贷投放力度。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建立三农金融事业部，打造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 (李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