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至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一次换届会议，更是管窥越南政治及其变化的良好窗口，重要性不言而喻

　　时值深冬，河内依旧树木繁茂。在这个2016年春天到来前的越南首都，还可以看到比往年更多一些的繁忙。

　　以往分割着头顶天空的凌乱电线、电缆，旧的被剪了，新的被归成一绺一绺的，看着整齐多了；街道上的老树固然遮阴，但为整洁和防止枯枝掉落，也都一棵棵地被精心修葺；道路上清扫得干净些了，不仅执勤的交警多了，还有机动警察部队等安保人员站岗，巡逻的人也多了起来……

　　这一切都和一个关键词有关：越共“十二大”——今年1月20日至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二大”）正式拉开帷幕。

　　这是一次换届会议，重要性不言而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元旦走访河内首都司令部时表示：“我国即将举行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四届国会代表选举和2016－2020年任期人民议会代表选举等重大事件，政治安全和国防局势工作任务和捍卫祖国任务较为繁重，需要武装力量干部和战士们掌握好实际情况，及时和巧妙采取适当措施来应对等。”

　　在这一越南举国瞩目的当口，也是管窥越南政治及其变化的良好窗口。

　　延续越南传统，也吸纳西方思想

　　要说越南政治新变化，首先要了解越南社会主义本来什么样，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

　　简单说，越南是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共遵循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对于马列主义，越南是“创新应用于越南实践”，而胡志明思想是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产物。越南没有“马列主义越南化”的提法。

　　越南党认为，越共是马列主义同越南人民的工人运动和爱国运动结合的产物，而胡志明主席是这种结合的最完美的化身。越南的社会主义显然有很深的胡志明印记。胡志明幼年受当时主要源自儒学的越南传统家学熏陶，中文说读写自如，青年时游历包括苏联和英美法德在内的亚欧美非多国。

　　在主义、党和领袖三要素指引下的越南呈现独特多样的色彩。这里无法一一备述，只就最显见的来说：在每一张越南人身份证上，在所有越南主要文件的抬头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名称下都会注明“独立、自由、幸福”。这三个词一般被越南人称作“民族渴望”，也是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的核心使命，大体可以看做是国家格言。

　　这个渴望可追溯到1945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上宣读的《独立宣言》。

　　胡志明宣读的《独立宣言》首句就引用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论述，即“人人生而平等，应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进而阐释“从广义上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全世界各民族生来就是平等的，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有求生存、享受安乐与自由的权利”，宣布越南“推翻了几十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度”，从八十多年的法国殖民和“事实上从1940年秋起”的日本殖民下独立，“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越南理论界普遍认为，将西方的人权论阐发、提升至民族权是胡志明主席的创新和理论贡献。“在《独立宣言》中，胡主席列举了越南人民有权享有但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夺的人类基本权利。因此，我们发动革命，夺回人类的基本权利，即生存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体现了越南人民及越南民族的生活渴望和愿望。”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胡志明思想系原主任阮世胜曾在2014年一次采访中对此解释说。

　　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党史研究所原所长阮仲福认为，该宣言提出的目标就体现在独立、自由、幸福三个词上，尤其“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国家，即建设美好的社会，为了人民的社会”体现了“幸福”一词的含义。

　　“幸福”出现在国家格言里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个体的关怀。另外，越南现行1992年宪法的2013年修正案第二条规定国家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这可以看做是林肯1863年葛底斯堡演说的越南版表述；在顺序上，修正案第二章已由1992年宪法的“经济制度”改为“公民的人权、基本权利与义务”，而概要叙述社会经济方面第三章则明确提出，组织和个人的合法财产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确保不被国有化。

　　越南身处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肩负集体使命的东方儒家社会，但在政治上不乏对个体关怀的强调，形成一个较为鲜明的形象。这或许就同越南国家和民族的历程有关，延续越南文化的传统，也吸纳了来自西方的思想。

　　“社会主义定向”换来更宽松政策

　　70年前的越南《独立宣言》宣告东南亚第一个工农国家诞生，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历经抗法、抗美救国战争，越南民主共和国完成统一，并在1976年7月2日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当2013年越南对1992年宪法进行修正时，在征集修改意见阶段却出现了要将“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民主共和国”的声音。

　　其时，支持改国名一方的说辞是恢复到胡志明主席定下的国名，这在外界看来也算合理，是“没什么的”，但当各方注意到并集中讨论国名将因此去掉“社会主义”时，这里面就让人觉察出“有什么了”。

　　话题一出，越南内外舆论沸沸扬扬。眼见如此，越南领导人果断定调，阮富仲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越南国家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是如何有选择地采纳意见，要明确什么意见应采纳，什么意见要解释，什么意见不能接受。明确哪些是需要保留的本质性、原则性问题，哪些是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哪些是不恰当，并具有反制度、反党、破坏性质，我们要坚决予以斗争、反对、驳斥的问题”，从而平息了纷争。

　　意识形态出现模糊与越南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国际环境有关。根据越南中央政府网站的描述，从1975年到1986年，越南要面对无数的困难，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如此沉重的困难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统一后，越南“依靠进口和接受外国支援的官僚包办集中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形势严峻，1986年的通货膨胀高达774.7%”。自1986年12月，越共六大进行深刻自我检讨，提出全面革新路线，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多种经济成分按国家管理下的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定向运行，并加强法律管理，革新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

　　从1986年开始频繁使用的“社会主义定向”一词对越南而言是重要的。40年前越南南北统一初期，把计划经济等同社会主义造成社会经济的伤害，给人民的认识带来混乱，因此越南在“社会主义”后面多加上“定向”两字。最重要的当属自1986年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越南正是通过这个定义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很长时间，即使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还有距离，由此用“定向”换来更宽松的政策制定环境。

　　有了这个“定向”，越南经济逐步向好，进入21世纪，越南经济年增长率基本都在5%以上。拿越南主粮大米举例，在1989年实现从粮食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变，此前进口曾高达百万吨，如今年出口600万吨以上。

　　宽松的“定向”以及产生这个“定向”的环境也带来多维度的效果。它使得越南党员可以信教，使得越南避免了类似中国当年对“傻子瓜子”是否存在剥削之类的争论，也使得虽然越南法律对土地的规定和中国没什么不同，但老百姓对土地的所有权、支配权具有更大的自主权、自由度。但是另一方面，在全民社会主义教育还不充分的背景下（出现“定向”时统一才10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又一头扎进全球化的浪潮，鱼龙混杂的各种信息、观念轰然涌进国门，国体、政体乃至党的领导这些基本点，也被部分势力认为可以通过蛊惑煽动进而加以撼动的对象，乃至出现“改国名”之议。

　　差额选举和信任投票

　　社会主义定向，方向显然是清晰的，但是路径则未必。

　　外界看来，这些年越南外部面临主要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压迫，内部“坏人”和逃亡海外的反动势力串联，党内还有屡屡被提及的“自转化”“自演变”机会主义、自私主义、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以及越南领导人认为“未达要求”的反腐败，各种因素的正反两面催发颇为迷离的越南政治变化。

　　选举，尤其是差额选举在越南被屡屡提及。越共十大在选举总书记之前，通过差额推荐后再进行等额选举，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而后越共基层、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乃至政治局委员增补都进行差额选举，有的差额比例甚至超过100%。不过，十一大和刚刚开幕的“十二大”最高领导层选举，则没有释放出差额选举的消息。

　　越南公民参与度最广泛的政治活动体现在国会。在现在的越南政治生活中，公民通过直接民主制和国会、各级人民议会以及其他国家机构的代议制民主的两种民主形式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有权罢免其所选举的国会代表，并有权对需要征求民意的问题进行表决。

　　自1992年越南国会选举开始由原来的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相结合；2011年国会选举鼓励自荐候选人和党外人士参选国会代表；致力推动国会代表职业化，目前专职代表已占总数的30%。不过，国会代表选举人的提名需要经过所在单位、居住社区和越南“祖国阵线”的三轮无记名投票——越南“祖国阵线”作为越共的统战组织，可以否决选举人资格。最终，2011年选出的500名国会代表中498人由“祖国阵线”提名。值得一提的是，“祖国阵线”近年的地位和作用都得到提升。2013年前，“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黄担不是越共中央委员，而现任主席阮善仁则是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越南国会2012年11月通过《反腐败法》（修正案），新规定要求公开领导干部个人财产。该法规定，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清单需从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不过，该法实施后不似颁布时轰动，因为相关部门负责人随后解释，从2013年开始实施的该法“最高的公开级别可到副部长级”。

　　信任投票是越南近年的又一重大举动，在党和国会系统内举行，党内投票结果未见公开。国会信任投票则连出状况。

　　越南国会在2013年6月首次举行领导人信任投票并公布结果，47名官员均顺利过关，但有的领导人获“非常信任”票比率较低。于是，一些国会代表提出不应该公布结果、应该降低投票频率为两年一次，还有的提出信任投票应该只有“信任”和“不信任”两个选项，而不是“非常信任”、“信任”和“信任度低”三个选项；争议导致2014年上半年信任投票推迟到11月举行。

　　不过，毫无疑问，越南国会在越南政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正逐步加大。早在2010年，越南国会否决越南高铁计划就引起国际侧目，近年通过广播电视直播国会会议、官员质询和信任投票等更获得高关注度。

　　越南国会变化之大也令外界把越南主要领导人从原来的“三驾马车”加上国会主席，改称“四驾马车”。

　　不过，一些越南人对“几驾马车”这个说法并不喜欢，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构导致一些重大事项难以拍板，提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应该身系一人。这个说法的根据包括2013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主席统帅所有武装力量并担任国防安全委员会主席，但越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直接和全面领导越南人民军的最高军事机关，实现越南共产党以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越南人民军的绝对领导。现任越共中央军委书记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副书记为国防部长冯光青，国家主席张晋创在中央军委5名常务委员中排名第一。

　　总之，越南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直线冲刺，而是在摸索中不断调整、适应和修正。

　　重视反腐但前路任重道远

　　在越南革新开放、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征途上，难免不出现杂音，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也难免不走弯路。要走对路，走好路，越共这一舵手是决定性的，党的建设则是关键。

　　越南党建工作得到高度重视，突出表现在建设和整顿两个方面。

　　越南党建成绩斐然，2006年年底越共党员达310万，现有党员450万人，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规模仅次于中国共产党。

　　即将提交越共“十二大”审议的越南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草案公布以征集民众意见，政治报告草案的标题起首就是“加强建设纯洁强大的党”，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作用。这被认为比越共十一大提出的“继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要求更高、更全面。越南媒体援引市民的话说：“现在已经到了若做不好党建工作将影响国家的生死存亡，现在（到了）应明确党对国家的领导的时候了。”

　　除了理论方面的建设和与兄弟党的交流，越共党内自2011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开展了大规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2012年8月，越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开展为期16天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是历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报告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才结束。期间，党报《人民报》2012年7月发表评论言辞激烈：“自我批评的人若感觉自己犯了大错误，领导能力不强和名誉不足将可以主动辞职。”

　　另一方面，越南党近几年也加大了对违纪党员的惩处力度。越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草案在阐述党建问题时着重指出要制定预防和打击“小集团利益”的机制；反对特权；坚决、坚持制定反贪腐机制、告诫和惩处机制，形成不敢腐败的环境。阮仲福在谈到“十二大”政治报告时认为要搞好党建、维护党内团结，“关键在于重视和打击政治思想蜕变和生活作风败坏”。

　　数据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大约有1％的越共党员遭到处分。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2014年越南全国反腐败会议上提出，“一旦发生腐败，必须坚决、严格和依法处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特权，没有禁区”等，2015年12月在主持越共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第9次会议时说“越共“十二大”召开后，反腐败工作要得到更有效推动，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显著的效果。中央宣教部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引起人民不满的问题之一仍是贪污腐败。我曾说过，这是长期、艰辛、复杂并需要每个人、每个组织参与的斗争。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自身责任，以下定更高决心。”

　　但是，越南反腐败仍然任重道远。国家主席张晋创在2016年元旦前接受越南国内媒体采访时较少见地用了很长篇幅谈反腐败，并着重指出“出现问题时，集体的责任是清晰的，但是个人责任没有搞清楚”，导致社会和国会讨论时腐败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直言限定个人责任的党内章程、国家法律法规条款不足，有必要对此进行纠正。（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