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河南大学古代文学老师常萍，不出书、不发论文、不申报职称，专注教学30年，退休时仍是讲师。学生赞她是“口碑教授”，课堂堂堂爆满，有人驱车数百公里只为听她一节课。近日，学校高规格特聘她为副教授，继续为本科生授课。在高校，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是很大的，而常萍却说：“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差距多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打听过。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晋升高级职称是一定要有论文和专著的，而常萍却觉得这个没意思，到现在连一篇论文也不肯写。

　　河南大学的这一做法，其实更具象征意义，向师生表明，学校是重视本科教学的——哪怕不出书、不发表论文，只要上课上得好，学校照样会为其晋升职称，只可惜这名上课上得很好的教师，直到退休之后才得到学校“高规格”聘任，这种“圆满结局”更折射现实的很多无奈：有多少教师能熬到退休呢？

　　媒体把这名教师不出书、不发论文，“连一篇论文也不肯写”作为报道的重点，这对高校中流行的“论文情结”，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但这除了宣泄情绪之外，并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我国高校在评价教师时，当前有严重的“论文情结”，盛行“唯论文论”，但破除“论文情结”，不是“反论文”，而是回归正常的学术评价，重视学术研究的真实价值。过分强调发表论文，与把论文贬到一无是处，都对我国高校的教育、学术发展不利。

　　在欧美国家，不同定位的大学，对教师的职务聘任要求是不同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会要求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重视学术研究，评价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指标，也主要是论文和出书，但他们对论文和出书的评价标准不同。我国强调的是论文是否发表、发表期刊档次和发表数量，他们强调的是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由专业的同行评价委员会对论文价值进行评价(犹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评价，博士学位论文并没有发表，但导师们可以对其学术创新和质量进行评价)，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并不是第一位的指标。一个教师如果有一篇论文取得开创性成果，那么，学校不会要求他要达到多少论文发表数量。诺奖获得者在10年间只发表几篇论文的并不鲜见。对于出书也是如此，不是要求在任职期间出多少本专著，而重点关注专著的价值。这就引导教师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关注论文发表和图书出版，并为发表论文、出版图书而拼凑论文、买版面和书号。

　　我国当前的学术评价，尤其关注论文发表，这是偏离学术评价的，用论文发表数量和发表期刊档次，来充当高校的学术政绩，大多数论文是为发表而炮制的，并没有多大学术价值；还有的为发表论文，抄袭、造假、花钱买论文，对于这样的论文，当然不应当写，不写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学术良心和操守。这也是目前坚持不写没有价值论文者，令人尊敬之处。

　　但是，这不能否认做真正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对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价值。教师如果在教学的同时，也进行学术研究，并把自己研究取得的成果，及时用于教学，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大学实行导师制的重要价值，就是让学生和导师有共同的研究经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而对于教育教学，也需要进行研究，以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在欧美国家，重视本科教学的文理学院、社区学院并不会对教师的学术研究提出要求，但会对教师创新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有很高的要求。

　　我们应该反对只关注论文发表的“论文情结”，但不能就此反论文，连基本的学术研究、教学研究也反对。最近，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重点治理学术不端行为，以笔者之见，要优化学术环境，关键在于要从以前的发表论文导向，转变为重视学术创新价值和贡献的导向，这一导向不转变，学术环境很难优化，“论文情结”之下的学术会越来越功利，舆论则只有以极端的“反论文”来发泄不满情绪。这会让整个社会的学术价值观念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