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干部赵德凯在五台县南茹村进行入户走访调查。范丽芳摄

　　中新网忻州1月12日电 (作者 范丽芳)“小李书记来喽。”50多岁的马改梅操着一口五台方言，冲李涛打着招呼。马改梅的头上，一块黄色方巾结结实实将脑袋包了起来。中国北方冬季漫长而寒冷，许多妇女以此保暖，这种农村特有装束，以前李涛只在电视上见过。

　　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山泉村背靠太行山脉，只有村口蜿蜒着一条土路，是外界仅有的通道。驱车一公里后，再上一个大土坡，才能走到通往县城的柏油马路上。雪后的冬日，坡上结冰，鲜有人出入。李涛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来这里已近半年。

　　2015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省农委、省扶贫办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与农民同吃同住。官方希望藉此让年轻的干部从“坐机关”到“走田坎”，因地制宜解决农村问题。

　　据悉，本次任职的“第一书记”共9395人，主要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中选派。作为山西某国企的一名纪检干部，“80后”李涛被派至忻州市五台县山泉村担任“第一书记”。如李涛一样，他们中的多数人完全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外来的和尚会不会念经”也成为外界对这些城市干部的质疑。

　　“来之前也是满腔热血。”然而，让李涛没想到的是，如厕和语言障碍成了首要面对的难题，习惯用马桶的他花了很长时间逼迫自己接受了农村的旱厕，“但是沟通太难了，话都听不懂。”对于晋中市榆社县西马乡驻村的“女书记”张晋丽而言，她需要克服的还有害怕，“村里的夜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想家，想孩子。”

　　与他们相比，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赵德凯则更快融入农村。“村里的工作没有一点样子。”赵德凯说，他所在的五台县南茹村有近4000口人，村委会年久不用，来时只有一套布满灰尘的桌椅。

　　在工作单位的资金支持下，赵德凯重新整修了村委会大院，配置了办公用品，召集村干部集体办公。村长70岁了，不会用电脑，几千人的填报工作都靠手写来完成，“小伙子来了，带来许多新想法。”村长聂俊秀高兴地说。

　　“善良、淳朴、热情”是城市干部们对村民的普遍印象，但多年来，中国官方对农村“输血式”的扶贫，让被扶贫对象产生“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一位不愿具名的“第一书记”说：“物质匮乏不是主要的瓶颈，更严重的是‘思想’穷。看着他们中许多人的生活处境，我们是很急切的。转变‘穷’思想，是扶贫的关键。”

　　年轻的城市干部希望将“输血”式扶贫变“造血”式扶贫。每次从村里回到城市，李涛的车里都会被小米、核桃等塞满，他想把山泉村的土特产带出去，为村民卖一个好价钱。“村里人‘心实’，产的东西是好，但大都‘养在闺中人不识’。”李涛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农民将产品卖到了更远的地方。

　　为了集思广益，驻村书记们经常聚在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有的地方适合种植大棚，有的地方适合开发旅游，有的可以统一规划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李涛认为，农村的发展致富，更需要根据每个农村的情况“对症下药”。

　　事实上，早在2013年，中国高层便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要求，要求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

　　城市干部们被视为精准扶贫的一个最重要环节，“我们是链接中央和农村的‘一个纽扣’”，赵德凯这样认为。根据政策要求，“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2年，但是想要改变农民思想，改变农村面貌，需要更长的时间。结束采访时，李涛告诉记者，“在农村的时光一定是我人生中难得的经历，还是希望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