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之谜》一书中，吴军把硅谷成功的奥秘首先归结成叛逆精神和对叛逆的宽容与支持。硅谷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一家叫做仙童的半导体公司，它被称为全世界半导体公司之母，因为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全世界各大半导体公司的负责人大多来自于仙童公司。这家公司的八个创始人（史称八叛徒）则都是从先前的雇主肖克利半导体公司叛逃出来的。而仙童公司的创始人和员工们后来继续着这种叛逆行为，并且由此派生出了近百家公司，包括著名的英特尔公司。正是靠着这样的叛逆行为，才形成了整个硅谷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硅谷也才因此而得名。

　　然而，如果光是有叛逆者，包括那些不断跳槽的人和离开公司创业的人，但是全社会对此不宽容，那么这种行为也就难以持久。硅谷的长期繁荣和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全社会对叛逆的宽容和许可。2011年加州政府起诉苹果、Google、英特尔和Adobe四家公司，原因居然是它们之间相互不挖角。2014年法院判定这四家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败诉，共需要赔偿3.24亿美元，这四家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上诉法庭的判决却把罚金增加到4.15亿美元。为什么加州的公权力要支持公司之间的相互挖角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公司之间的人才流动，加强公司的竞争力，并且从长期来看促进技术进步。与加州不同的是，美国很多工业发达地区，包括波士顿地区，对员工的叛逆行为都很缺乏宽容。

　　除了叛逆精神和对叛逆的宽容，吴军还给出了硅谷的另外三个特质，即多元文化、宽容失败，以及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吴军在书中对三个特质进行了仔细分析。我认为这些特质也恰恰是中国社会所缺失的。拿多元文化来说，硅谷地区是个以移民为主的地区，它的发展得益于多元文化，这不仅使得它的产品都是针对全世界市场的，而且使得当地即使是小公司，也都是跨国公司。相比之下，中国高科技企业基本上是单一文化，产品也只是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即使它们有幸成长为成功的大型企业，依然会遇到国际化的瓶颈。再比如追求卓越和拒绝平庸这一点，虽然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不强调自己在追求卓越，但是很多企业并没有在追求卓越方面脚踏实地地做事。吴军在《硅谷之谜》一书中指出，硅谷的大部分创业公司都是在先前公司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做N+1的工作，而中国的很多公司所做的都是N-1的模仿，即做一个成本更低、利润更低的复制品。

　　虽然所有的投资人和创业者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不希望看到失败，但是对于创新来讲，失败是常态，成功是特例，如果没有对失败的宽容，就难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就没有伟大的发明创造。相比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硅谷是对失败最为宽容的地方，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风险投资对创业失败的宽容，还体现在对公司内部失败项目的宽容。我们总是会看到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公司能不断推出在全世界受到追捧的产品和服务，但是它们内部开展的项目比外面的人能够看到的多得多，而很多项目都失败了，因此大家看不到相应的产品。但是这些耗资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失败项目，并没有妨碍这些公司继续在新技术和新产品上进行高强度的投入。正是靠着对失败的宽容，硅谷的公司才敢于尝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从而引领了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吴军分析的这些原因，比如多元文化和对失败的宽容，以前也有人提出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将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并且形成一整套理论，因为这并非易事。《硅谷之谜》这本书，好就好在系统而完整地揭示了硅谷的奥秘所在。至于为什么硅谷地区能够形成这种特殊的文化，《硅谷之谜》则从产业的科学基础和方法论出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吴军认为，工业时代的科学基础是牛顿力学，它强调面对未来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而经典的泰勒科学管理方法其实就是牛顿力学的方法论在工业时代管理上的应用。但是到了信息时代，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成为社会发展和商业活动的主流特征，因此过去那种基于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管理方法及产品设计开发方式就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了。吴军认为，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是三论，即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硅谷地区因为在1948年三论出现之前没有什么工业，反而不受传统思维方式的约束。从产品研发、公司管理到市场开拓，硅谷公司均跳出了过去工业时代下的局限，直接采用了适合信息产业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读完《硅谷之谜》，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被毁了三观的感觉，因为这本书颠覆了过去人们对硅谷的一般性认识。其实，这并不是说过去我们宣传的硅谷和吴军所描述的硅谷有本质区别，而是吴军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对硅谷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因而会使读者感到震撼。

　　（文章节选自本书序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