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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忆父亲张乐平:“三毛”身上,有他的影子
2016-01-04 08:56:00
 

口述 张慰军(张乐平之子) 整理 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近来,上海又有一批名人故居对外开放,其中就有《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的故居。他在五原路生活了五十多年。张乐平的家人把他原来的生活状态,包括一些资料和作品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一晃几十年过去。张乐平的小儿子张慰军已经鬓生华发,但他依然会穿过五原路覆着爬山虎的弄堂,进入张家老屋,看着墙上挂着的三毛漫画,回想父亲的往事。

  人物小传

  张乐平(1910.11.10—1992.9.28),浙江海盐人,毕生从事漫画创作。他所创作的三毛形象,妇孺皆知,名播海外,被誉为“三毛之父”,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漫画家之一。

  1929年,张乐平开始向上海各报纸投稿。上世纪30年代初期,经常在 《时代漫画》等刊物上发表漫画作品,逐渐成为上海漫画界较有影响的一员。上海的报章杂志上都刊登有张乐平的漫画作品。

  1935年,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漫画形象在上海诞生,其奇特的造型立即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三毛这一典型形象表现了旧中国流浪儿童的苦难生活,揭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后又被改编成电影故事片、木偶片。

  1936年,为筹组全国漫画家协会,当时有7位知名漫画家先行被推定为漫画家协会上海方面的筹备委员,张乐平是其中最年轻的一员。

  1937年抗战爆发,张乐平与上海一些漫画同仁迅速成立救亡漫画宣传队,由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率队离沪宣传抗日。漫画队在桂林兵分两路,张乐平担任其中奔赴前线的队长,率领救亡漫画宣传队战斗在沪、苏、鄂、皖、浙、湘、桂、赣、闽、粤诸地,坚持至抗战胜利。

  1945年,张乐平重返上海,开始新的漫画创作生涯。后在上海参与发起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和上海漫画家协会。这一时期,《三毛从军记》在上海《申报》发表,引起轰动。《三毛流浪记》 在 《大公报》连载,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1949年4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张乐平举办了三毛原作画展,并义卖三毛原作及各种水彩、素描、写生画,筹款创办“三毛乐园”,收容流浪儿童。此后,他在解放日报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任专业画家。

  父亲拿我们当模特

  1954年,我在上海湖南街道五原路出生。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哮喘很厉害,所以父母特别宠我。

  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在书房作画,家里7个孩子就在边上玩闹。母亲一直跟我们讲,玩可以,但是不能打扰父亲作画,有时候,同学到我家来,一起绕着父亲奔跑。父亲只管自己画画,不说什么。不过他画画讲究解剖,有时候一个人物动作画不好,他就随手拉过来一个小孩子说:“来来来,做个动作给我看一下。”把我们当小模特了。

  父亲是坐着画画的。小时候,我知道他是漫画家,但没意识到他那么有名。过年的时候,幼儿园要交年画,每年父亲都帮我画了年画,让我带到教室去贴。现在回想起来,老师们都知道这是张乐平的年画,但我当时没意识到。

  父亲是慈父和严父的结合体。说他是慈父,是因为他比较放养,从来不要求我们学习成绩要多好。哥哥姐姐功课很好,并不是因为父亲的管教严格。父亲也没有专门辅导过我们画画。我从小喜欢乱涂乱画,他看着,却不帮我找老师。反倒是母亲,后来让我去学画。父亲一直认为,画画不是单靠教的。他自己也上过很短时间的美专,觉得受益不大。父亲一靠天赋,二靠用功,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有一次我在练习素描,画石膏像。父亲看到了,他也练过石膏像,就对我说:“你呀,画画胆子不够大,笔法太拘束。不光是要形似,还要神似。”父亲后来一直说,做人胆子小一点,画画胆子大一点。这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可能还是有点遗传,家里的兄弟姐妹,小时候基本上都承包了学校里的黑板报工作。

  说他是严父,是因为家里家教比较严。从小给我们这些孩子立规矩。如果我在家里跑来跑去,父亲就会说我。有时候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他也会批评几句。父亲的几位朋友,有几个确实做到了食不言寝不语。如果非要说话,也是吃完这一口,停下来再开口。父亲还特别怕我们在外面“轧坏道”,一旦外出晚归,他就会严厉批评,但不会动手。

  母亲有工作,当时家里全靠外婆打理。外公早年病逝,外婆只有这一个女儿,所以特别宝贝母亲。家里有外婆在,总是井井有条。

  我们家一直很热闹。不光是7个孩子,还有周围邻居、同学、同学的同学,常常串门。母亲习惯让保姆做很大一锅饭。碰到谁来,她就会问:“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就让对方吃饭。于是,家里一桌子人吃饭,很可能几个相互之间不认识。吃饭有时候是“流水席”,谁到谁吃。父亲人缘很好,除了邻居常常来串门,电力公司的抄表员、邮递员,也会和他打成一片,他经常说,“上来坐坐,看看张伯伯”。

  来,为戒酒干杯

  父亲爱喝酒,非常出名。我有记忆以来,父母每次吵架都是因为他喝酒。母亲让他少喝,他就说:“好好,不喝不喝了。”随后举起杯子道:“来,为我的戒酒干杯。”第二天照喝不误。几乎每天饭前,他都会用小酒盅喝一杯白酒。我小时候,他去外面喝酒也会带上我。后来他身体不好,喝黄酒比较多,家里有一个壶,专门用来热黄酒。

  很多人写回忆文章,都会提到父亲喝酒。三年自然灾害时,上海市委提出要保障知识分子的待遇,有领导就举例说:“比如张乐平,你不给他喝酒,他能画出三毛来吗?”可见父亲喝酒的名气。写父亲喝酒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黄永玉写的《我心目中的张乐平》,后来叶刚、戴敦邦也都提起过。

  “文革”抄家时,红卫兵在父亲吃饭的桌子对面贴了一张大字报,上书:张乐平不准喝酒。然而父亲依然偷偷喝,还对着大字报喝,喝完就把酒杯藏在桌子的抽屉里。他后来自己想起也颇觉好笑,觉得那就是一幅漫画。

  那段日子,父母再也没有吵架。母亲反而让我们几个孩子偷偷帮父亲去打酒。由于家里附近店铺的人都认得我们家,我们就拿着一个果酱瓶,跑到稍微远一点的乌鲁木齐路上,找不认识的酱油店,每天帮他买3两白酒。当时,父亲每天很晚才能回家,母亲嘱咐我和哥哥,轮流去49路公交车站等父亲,陪父亲一起走回家。

  父亲晚年时,常常住院。有一次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带什么东西,他对我说:“你给我带个热水瓶。”医院里其实有热水瓶,所以我一听就懂,他要的哪里是热水瓶,是酒。第二天,我带了一热水瓶的黄酒给他。父亲自以为在医院偷偷喝酒没人知道,其实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有数,只是拿他无可奈何。

  上世纪80年代,我移民香港,和父亲的通话内容常常是身体怎样,说一两分钟就挂了。好在我每年会经常回上海看他。但那时候父亲已经得了帕金森,越老话越少。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多次住院。我来上海的频率增加了。我儿子出生后,我带着儿子看望过他两次。老人家特别喜欢小孙子,看到他就高兴得不得了。记得第二次告别时我对他说:“我们要回香港了。”父亲坚持一路送我们。他让护士推着轮椅,一直推到大门口,才从自己手上把儿子给我。我把1岁多的儿子接在怀里,准备要走。没想到,父亲抓住孩子的小脚丫,迟迟不肯松手。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依然住在华东医院。我来看他,他第一句话就问:“小巴辣子来了吗?”“小巴辣子”就是指我儿子,我说:“没有,这次是我一个人来上海。”他望着我,没说话。第二天,我再去医院,他正在熟睡。后来医生说,他已经重度昏迷。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1992年9月28日,父亲去世。我当时在香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接到电话后,第二天我一个人先回上海。到家,发现家里坐满了亲朋好友,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来了,大家都来帮忙。书房、走廊、花园,甚至整条弄堂都摆满了花圈。大家聊起往事,一个说:“我手里有张伯伯给我画的画。”另一个说。

  追悼会场面很大,出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龙华殡仪馆的大厅里站满了人,却依然容纳不下,还有许多人站在了外面。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是父亲在解放日报的老同事丁锡满。我小时候,丁锡满经常到我家来。他写诗、父亲配画。一老一少在书房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那天,丁锡满致完悼词说:“我一定要给老张敬一杯酒。送你吧,就送你一杯酒。”于是放了杯花雕酒。用酒追悼,这件事后来也流传甚广。当时,我们几个子女并不希望放哀乐,觉得不要太悲伤,弄得那么多人很伤心,所以背景音乐是《友谊地久天长》,当时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一路平安》。

  在画里读懂父亲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亲戚寄给我一本书。这本书是写的,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主的中国漫画。我把这本书拿给我的表舅魏绍昌看,他对30年代上海的文史都很了解,他看了以后说:“你父亲在那个时候画了好多东西,但是我们都没看到。”

  原来,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把很多作品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后来朋友也找不到,东西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抄家,父亲许多漫画的原稿也没了。所以那些原作我们这些亲人都没有,即使有也是很少数的东西。

  可是自从看到了那本研究中国漫画的书,我忽然兴起了一个念头,想把父亲的漫画原作一一找回来,系统地整理出来。我开始频繁回上海,去徐家汇藏书楼、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方到处找,找到好多父亲早期的漫画。渐渐地,我才了解了父亲。

  父亲很早就来上海做工,先是做木工,后来做印刷工。做印刷工的这一段在三毛漫画里有所表现,父亲说过,他画的三毛有他自己的影子。父亲小时候有一位小学老师对他很好,教过他一些西洋画方面的知识。后来父亲进了美专,学过一段时间。出来以后就画广告,搞服装设计,这些印刷品是我后来找到的。

  在我们找到的资料中,最早是他1929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报刊刊头,当时他19岁。据说还有更早的,但是没找到。后来还找到一张画,画的是《大饭店》,从上面画下去,把当时的新闻和市井百态选了一些放在里面,最下面是大堂,正在举办婚礼。许多人看过,觉得非常有趣,现在看也非常有趣。可惜原稿找不到了。这大概是他上世纪30年代初发表的作品。

  后来,父亲不断有作品发表,他就辞职专职画漫画。虽然上海画漫画的人很多,但很多人是业余画的,专职画漫画的只有两个人,父亲是其中之一。所以到1933年时,已经有报纸把他列为海内一流画家。他已经很出名了。

  表舅魏绍昌在谈到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民国就是漫画。当时漫画在中国确实有影响力,漫画杂志销量很高,人们都看漫画,其他流派的艺术发展如印象派、刘海粟的裸体写生,甚至许多国外生活方式与新知识都是借着漫画杂志被介绍到中国的。父亲画“三毛”,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让没读书的孩子题书名

  1935年,父亲开始创作“三毛”这个形象,四格连环漫画,看起来是一个个小故事。真正的长篇连载漫画是1946年创作的 《三毛从军记》,其他都是小故事,没有串起来。

  父亲创作 《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有他自己的经历,比如他小时候的生活,到上海打工,和流浪儿做朋友等等。《三毛流浪记》第一幅是《孤苦伶仃》,一出来就反响很大,《大公报》销量上升。有一阵,上海市民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报纸,看看三毛的命运到底怎样了。当时还有卖报亭把报纸夹起来给路人看,三毛那一块被人挖走了。

  父亲后来生了一场病回到嘉兴。他在嘉兴继续画,通过火车的乘务员把画作带到上海,报社再派人到火车站去接稿子。因为影响非常大,后来宋庆龄和父亲还一起联合办了三毛乐园的义卖展览,在第一百货公司(当时叫大兴公司),展出的都是《三毛流浪记》的原稿。排队的人从大兴公司绕到六合路。

  对父亲的一生来说,抗日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刚从农村到上海时,虽然是贫民子弟,追求的生活其实比较“小资”。抗日战争这几年是对父亲的洗礼,坚定了他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看待社会的想法,而且对他后来一生爱帮助人的品质都有影响。

  1949年后的三毛漫画,删去了很多东西,三毛变成了一个苦孩子,成了父母教育小孩的工具,这让一些小孩子不喜欢三毛。但当这些小孩子长大了,再回过头看三毛,他们会发现,三毛很有意思。

  我记得,20年前有过一个调查,《三毛流浪记》 是儿童类书籍销量最好的,但都是父母买给小孩看。最近又有调查,《三毛流浪记》依旧是儿童类书籍销量很高的,买书的是当年的小孩子,他们长大后再把三毛买来给自己的孩子看,可孩子依旧不爱看。可能因为三毛从诞生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儿童漫画。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三毛,是在父亲的画册里。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再版《三毛流浪记》简体版,父亲希望“三毛流浪记选集”几个字是小孩子写的。我那时候还没读书,只认识一些字,父亲就让我写几个字出来,再拿去描。画册印出来以后,我有点虚荣心,把书送给同学们看,到处嚷嚷着:“你看,这几个字是我写的。”

  我小时候画画,不是跟着画册,而是跟着父亲临摹,他画什么,我就临摹什么。记得小时候还去过汉口路申报馆父亲的办公室,看他画画。有一次,他为了画“南京路上新事多”,一连画了一个多月,有几天是住在办公室里的。

  父亲过世后,我寻找他的画作越发勤快。后来,兄弟姐妹一起加入寻画的过程。我们发现有些商家开始用三毛形象打广告,我们就同他们打官司。官司虽然赢了,但是这给三毛形象带来负面影响。于是,大家就想把三毛的形象维护起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懂得也不太多,兄弟姐妹一起申请了一个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其实叫公司不太确切,因为一路走来,我们做公益比较多,没什么盈利。此后,兄弟姐妹还发动公司的员工一起帮忙找父亲的画。

  有人说,男孩应该在20岁前崇拜自己的父亲。但我的少年时代,正好经历“文革”,父亲被批斗。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可能崇拜他。反而在他去世后,我整理他的画作和资料,才发现原来我的父亲这么了不起。

  父亲为人很好,很为一些朋友称道。许多画家碰到我时都说:“我们当年走上美术道路,和你父亲有关。我们从小看的就是他的三毛,临摹他的三毛来学画。”有些朋友得知我是张乐平的儿子,还会竖起大拇指,说:“乐平,好人!”

  可以说年纪越大,我越崇拜我的父亲。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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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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