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资格截止期限前夕，菲律宾“压哨”宣布加入。回顾菲加入亚投行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菲是亚投行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但随后在众多西方大国纷纷加入的情况下，菲却一度打起了退堂鼓。就在外界对菲加入亚投行一事几乎遗忘之时，菲又搭上末班车。

　　菲律宾为何“起大早，赶晚集”？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学者路西奥·皮特罗对本报记者细说了其中原委。

　　2014年10月24日，菲财长普利斯马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菲律宾成为最早支持成立亚投行的国家之一。对此，皮特罗认为：“菲政府当时的决定受到强烈的经济驱动。”据《2014-2015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显示，在受调查的144个经济体中，菲基础设施排名为91位，远落后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东盟邻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亚投行的价值所在，可为菲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额外的资金，继而帮助菲律宾吸引更多外资，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菲政府也不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凡中国提议必反的破坏者”形象。基于这些原因，在很多国家仍犹豫观望之时，菲率先签署了有关支持成立亚投行的文件。

　　不过，菲律宾对亚投行的热度并不持久。当看到美、日等西方盟国以各种理由公开对亚投行表示质疑时，菲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起来。皮特罗解释说：“在历史上，菲律宾和美、日领导下的全球和区域财政金融体制联系密切，挑战这一传统不容易。”早在1944年，菲律宾就参加了确定战后国际金融和财政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1966年成立的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更是将总部设在马尼拉。“作为亚行总部的所在国，菲加入亚投行更具敏感性。菲领导层不想在推动亚投行这件事上表现得过于主动和直接。”而亚行似乎也投桃报李，于2015年7月大幅增加了对菲律宾的贷款额度。“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亚行在试图抵消假如菲不加入亚投行所带来的损失。”

　　然而，到了2015年9月，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亚行和亚投行开始探讨共同投资问题。在皮特罗看来，这意味着两大区域性银行在亚洲地区发展问题上开始视对方为伙伴而非竞争对手，使得菲政府不得不重新慎重考虑是否加入亚投行。

　　虽然如此，菲律宾并未即刻宣布加入亚投行。皮特罗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菲想先等待观望这一新区域性协定的效果，再决定是否加入；另一方面，创始成员国和后加入成员之间似乎权利差别不大，削弱了菲急于加入的动力；此外，菲当前实际上不是很差钱，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下。

　　随着其他56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家陆续正式加入亚投行，以及外界对亚投行的质疑声渐弱，菲律宾最终还是赶在截止日期前决定加入。皮特罗说：“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菲加入亚投行均受益颇多。多一条新的借款渠道总归是好事。况且，在国家经济出现困难，无能力对自融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时，亚投行成员国资格可以确保关键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连续性。”

　　皮特罗认为，菲加入亚投行有助于改善菲中双边关系。“加入亚投行表明，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菲政府可以将领土和海洋纠纷区别开来，使这一纠纷不至于外溢影响到双边经贸往来。”他指出，菲加入亚投行意味着所有10个东盟国家现在都成为亚投行成员，这有助于巩固东盟和中国经济合作。

　　（本报马尼拉1月1日电 本报驻马尼拉记者 付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