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唐翻译出版诺贝尔奖诗人泰戈尔《飞鸟集》，因译文问题引起一番争议。这原本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不料因学者李银河一句“冯唐的译本是《飞鸟集》迄今为止最好的中文译本”，遂使“战事”升级，演变成为一个热议话题。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先行召回该书，待认真评估审议后再作决定。

　　我怀疑很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曾读过冯唐译作全书。其实，这本译集原文和译文加起来也就2万多字，很快便可读完。而只要通读全书的人，反倒可能感到惊讶：较早质疑该书的微信公众号“魔法童书会”，怎么会把这本书比喻成“针对少年人的文化”？

　　这个微信公众号举了冯唐三首译诗证明自己所言不虚：两首诗被其认为“猥琐”，即“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和“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另外一首诗被认为是“卖萌”，即“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若只看这些诗句，许多人或会认为全书尽是这类恶搞式翻译。其实不然。全书看下来，类似这种风格的译作大约也就六七首，肯定不超过十首。《飞鸟集》全书共计326首(一首重复)，恶搞式翻译或仅占3%以下。

　　其他部分诗歌的翻译，大多语言精练、用词精心，体现了译者的认真思考，还有个别译作并不逊于郑振铎译文。译者在翻译此书时态度尚称严谨，汉语写作水平更不在话下。在我看来，这本书可算作泰戈尔诗歌的一种译法。放在当前国内翻译的总体状况下加以考察，这部译作绝对在水平线以上，和那些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或大肆篡改原著的下三滥译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若只是拿这几首问题译作来评判冯译，可谓一叶障目，对译者有失公允。出版社出于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召回该书值得肯定，接下来应认真审阅该书，作出客观评价，而不能随意被舆论绑架。

　　但这不是说这部译作毫无瑕疵，或者译者的做法没有任何不妥。冯唐这部译作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时有种冲动，想骑到著者泰戈尔的头上。上述几首问题译作，就明显暴露出了冯唐的这种冲动与野心。冯唐本身是个作家，出了好几部作品，这次应是首次涉足翻译，加上其为文为人个性十足，故而有此番大胆出格之举。这一点，从冯唐书后的翻译感言，也可窥探一二。

　　具体来讲，一来他对郑振铎译本并不满意，认为“总体偏平实”；再者是在翻译过程中，他对原著也有不满意之处，直言“大师也是人，泰戈尔也不是神”；三是在翻译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就《飞鸟集》而言，他“固执地认为，诗应该押韵”，于翻译本身来讲，他又坚持“翻译应该更‘有我’一些”。这些看法逐渐让他产生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妄念”，促使他决心跟着感觉走。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人生事贵快意，何况译诗？”一旦他这么想，出现上述与原作风格迥然有别的译文，也就不奇怪了。

　　这样的翻译观，当然是错误的。译作可以多样，原著只有一种。无论谁来翻译，忠实于原著的原则都不容置疑。你尽管可以对郑译不满甚至对原作者不满，但翻译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总想着在他人的原作中加塞，不如自己搞原创去。翻译允许“有我”，但“有我”不等于目中无作者，更不等于在作者的文学版图上撒尿留痕，宣示主权。译无定法，原则却须坚持。《飞鸟集》是泰戈尔的《飞鸟集》，既不是郑振铎也不是冯唐的《飞鸟集》，字句如何翻译可斟酌，乱改原文不可取。

　　译事艰难。译者不仅要耐得住寂寞，还须克制自我，不能喧宾夺主。百余年来，西学东渐，翻译事业繁盛。翻译界“祖师爷”严复定下的“信、达、雅”三字真经并不过时，但真正能做到者几何？包括严复自己，对待译事态度严谨，“一名之立，旬月踟躇”，却也曾做出“引喻举例，则多用己意更易”(用自己的创作替换原作的例子)这样让今人不以为然的事情。这对有志于翻译事业的人，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总而言之，冯唐的自我意识太过于强烈，导致他在翻译过程中，不时想跳出来为泰戈尔作主、扮演创作者角色，这才留下若干败笔，导致整部译作被人误读、误解。如果冯唐不炫技的话，争议自然不会那么激烈。至于说这部译作“少儿不宜”，显系夸大。如果有人不喜欢冯译，仍旧推荐郑振铎译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