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郑渊洁与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的纠纷，在网络上沸沸扬扬，引起了众多读者和网友的关注。

　　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矛盾频生，屡屡成为公众话题。此前，龙应台与三联的矛盾同样引爆眼球；如今，郑渊洁和二十一世纪之间的纠纷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出版社和作家，本应是合作者关系，但事实上，大量出版社和作家之间的纠纷，总是出现在公共媒体上，版权纠纷、跳槽事件、稿费矛盾……是什么让作家和出版社之间产生了这么多难以调和的裂痕？

　　利益是最终的原因

　　作家和出版社出现裂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本报多方采访，一位不愿具名的作家揭开了其中的秘密，他说：“其实，归根结底不过是两个字——利益。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不论表面上的原因是什么，探寻根源，都是利益问题。”

　　作家和出版社之间，既是利益的共同体，也是利益的博弈方，在面对市场时，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在利益分配时，他们又各有主张。“其实纠纷的诞生无非几种情况，对作家来说，出版社给的稿费太少、或者不及时、此外还有隐瞒印数减少对作者的版税支付等。对于出版社来说，就是作家的改变门庭、跳槽。这些现象让双方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变成矛盾的双方，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该作家说。

　　维护自身的利益，本身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但是对于原本合作的双方来说，为什么对利益的维护，总是会导致矛盾的诞生，甚至决裂呢？该作家表示：“虽然根本原因是利益问题，但矛盾产生的过程却也有不同。出版社是一个机构，当然不可能和作者直接对接，和作者对接的，是出版社的编辑。这种对接往往直接影响着两方之间的关系，比如编辑能够让作者的书卖得很好，那两者之间的合作自然就很融洽。相反，假如出现宣传不够、书卖得不好，那合作就可能出现问题。而事实上，出版社对于个体的作者的宣传力度、包装计划等，往往都是不同的，那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以利而合，必然以利而分。该作家表示：“对于作者来说，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自然就是最好的合作者。所以，当出现比现在更好的利益诱惑时，就可能会改换门庭，比如有别的出版社，以更高的版税、更多的印量来寻求合作时，作者很难不动心，特别是当终止合作关系代价很小，甚至没有代价时，更是如此。”

　　纯粹的利益合作，往往非常脆弱，很难有更好的机制去约束双方。该作家说：“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当然有效，但契约并不能约束一切，契约往往是指向性的，比如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些特定的作品等。所以，当矛盾产生，双方之间的良好关系就很难维系，最多到契约结束，然后分道扬镳，甚至互相攻击。”

　　张晓明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错位的身份定位

　　庞大的出版市场中，无数的合作、竞争关系错综复杂，难免出现纠纷，问题在于，为什么纠纷如此频繁而且往往难以理清？纠纷的双方常常各有道理，但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矛盾更加复杂。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说：“在今天，出版业的商业化倾向确实非常厉害。但这并不是过分逐利的理由，事实上，合理的商业化下，商业合作会有更好的模式和机制，而不是相反。导致矛盾频出，难以解决的原因，恰恰是出版业的另外一个特征，即事业背景，一面是商业运作，一面是事业背景，出版社的双重背景、双重身份，最终导致市场化的不完善，这些有事业单位背景的出版社，在行为上往往并不注重协议精神，而是另有行为的模式。而对于作者来说，许多作者本身常常对个人的合法权益了解不足，等到发现自己的权益受损，损失已经出现，再要弥补，就很难了。”

　　许许多多的纠纷，诞生于协议的本身。张晓明说：“如果有良好的协议模式，那么很多纠纷可能就会避免，问题在于，现在还缺乏一种能够完善地实现和保护双方权益的协议模式，也就是合作模式。以前的协议很简单，就是一个稿费协议，作者写作，出版社付给稿费，后来有了版税分成协议。但两种协议现在并不完善。一旦书籍大卖，利益问题就会出现。对于出版社来说，他们会认为自己花了很多成本、精力去出版、推广图书，当然应该获利。但是对作者来说，他们会认为，出版社是因为自己的书赚钱，那么自己拿到的就不应该仅仅是稿费，而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成。事实上，书籍大卖之后，作者提出修改协议的现象很多，但出版社当然不愿意，因为少分作者一块钱，他们显然就多赚一块。”

　　由利益产生的纠纷，源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张晓明说：“所以，出版协议应该进一步完善，最终建立一种合理保障双方利益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建立，需要版权意识的提高，需要观念的改变，并不容易，特别是在出版业市场化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缺失的合理规则

　　对于出版业来说，作者，毫无疑问是实现市场目的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如何更加有效、长远地发掘、培养作者资源，是一个出版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事实上，现在许多出版社并不愿意发掘和培养作者，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已经具备市场号召力的知名作者，以优厚的条件吸引这些作者。因此，对于少数知名作家的无序竞争，最终让出版业的资源越来越少，竞争也越来越残酷。

　　张晓明说：“其实作者的目的从来都很简单，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同时由此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对出版社来说，目的却绝非仅仅只有市场效应。我们常会说现在的出版社，没有了传统的出版精神，不愿去发掘好书、好作者，去培养新的作者，而只愿意坐享其成，只找那些有名的作家。这样的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在今天，出版业的产业化、商业化色彩已经非常浓厚，在这样的氛围下，追求利益好像理所当然。但同时，在这么浓的商业氛围下，出版业的改革却一直难以到位，这导致出版社不按照商业规则行事。对它来说，商业规则只是一方面，还有其他的规则。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导致出版社在走向商业化的道路上，展现出来的不是最好的方式，而是最糟糕的一面，短视、投机。”

　　看起来是逐利的结果，但事实上不仅如此。张晓明说：“最糟糕的是半市场、半行政模式。看起来商业化过浓，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是市场化不完善所致。整个出版业的管理机制改革上远没有到位，一方面在管理上不是市场机制，另一方面又以市场的标准去考核出版社，结果，市场最恶的一面被暴露出来，当然培养出来的都是最短视的投机分子，谁也不肯考虑长远利益，谁都是争夺眼前的一点儿利益，甚至不讲规矩，不择手段。对市场如此，对竞争者如此，对作者也是如此。只考虑自己出版社的利益，甚至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赚钱。”

　　矛盾诞生于合理规则的缺失，但合理的规则建立，却并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的责任，更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管理模式的转变。

　　如何才能良好合作？

　　怎样才能恢复出版精神，怎样才能建立合理的运作模式，怎样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之间，建立更加良性的合作机制，而不仅仅是互为谋利的工具。

　　张晓明说，“最根本的只有一条，就是继续出版业的改革。继续推进市场化、股份化的进程。不能停在半道上，两边都沾，结果两边都做不好。”

　　明晰全责，首先要有明确的主体。张晓明说：“身份问题首先要解决，只有身份定位更加准确了，才能建立起好的规则，才能有明晰的权利和责任机制。假如我们说出版社是非盈利的机构，那么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重点就在内容上，内容就是出版与否唯一的标准。假如出版社是市场主体，以赢利为目的，那么内容就不重要，卖钱最重要，怎么吸引眼球，怎么获得市场效应就是最重要的。”

　　商业机制本身具有长效的模式，并非只有短视，但不完全的商业化，却只能导致短视。张晓明说：“继续推进出版业的改革，推进市场化的完善，明晰出版社的定位。事实上，今天很多败坏编辑职业操守，丢弃出版精神，突破行业底线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就是身份定位不清。到底是要做一个市场的主体，一切为了盈利呢？还是以行政的方式行事？这个矛盾不解决，短视投机的行为就总是会出现。”

　　清晰的定位、明确的权责关系，是良好的合作关系的基础。张晓明说：“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出版业中，如果大的环境和管理模式不变，那么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短视投机的行为就很难约束。只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建立好的合作模式，再加上好的版权意识，那么就有可能建立一种有深厚动力，能够真正推动这个领域繁荣的发展模式。”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