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因《飞鸟集》，冯唐又“火”了。

　　能让这么多网友一夜间变成诗歌艺术的卫道士，多少该有些满足感吧？

　　算起来，泰戈尔的作品译成中文，于今整整100年。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即《新青年》前身)上刊发了陈独秀翻译的“达噶尔”(即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四首诗，兹抄录其一如下：

　　我生无终极。造化乐其功。

　　微躯历代谢。生理资无穷。

　　越来千山谷。短笛鸣和雍。

　　和雍挹汝美。日新以永终。

　　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

　　锡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

　　弱手载群惠。万劫无尽工。

　　只需对比一两句，大概就能看出陈译的高明，因为冰心是这样译的：

　　你已经使我得到永生，这样做是你的快乐。你把这脆弱的容器一次一次地倒空，又用新的生命一次一次地把它填满。

　　你已经带着这根小小的芦笛，翻越了无数的山谷，你已经从笛管里吹出永恒而常新的悦耳音调。

　　陈独秀可能是从日文转译，1913年泰戈尔成了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后，在日本引发“泰戈尔热”，而1914年7月，“讨袁”失败，陈独秀第5次赴日“留学”，他可能在此期间知道了泰戈尔。

　　显然，冰心翻译更优美，但她完全忽略了《吉檀迦利》本有的宗教意味，将诗中庄严、神圣的部分尽情阉割，于是，牛高马大的壮汉泰戈尔，被冰心篡改成温婉、贤淑的闺中女子，除了感情细腻、浅斟低唱之外，只能靠猛吐“金句”来博眼球。

　　在世界诗坛，泰戈尔是“诗哲”，以思想深邃著称，对此，陈独秀应有所感觉，因为他误称“达噶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在冰心手中，泰戈尔的诗却成了“最朴素最美丽”，换言之，思想简单，语句强壮。

　　当我们指责冯唐在“写诗而非译诗”时，不要忘了，冰心、郑振铎们也是这么干的，我们以为自己读过泰戈尔，但事实上我们读到的是冰心、郑振铎等，而他们并非当时的一流诗人。

　　引人深思的是，陈独秀翻译在前，冰心翻译在后，为什么前者能明白的事，后者反而模糊？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人们尚无法切身感受到现代性，只能架空讨论、人云亦云。看不懂泰戈尔，又因其名声太大，必须装着看懂，于是，只好忽略(或误解)其思想，专注其技术。

　　众所周知，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获得诺奖，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反而是《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等。1949年前，《新月集》共有17个中译本(含选译，以下同)，《园丁集》有23个中译本，均远超《吉檀迦利》的11个中译本，且《吉檀迦利》没有全译本。

　　我们似乎没有耐心深读泰戈尔，甚至没注意到，其获奖理由是“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自然也就不明白，泰戈尔“泛神论”思想对现代人心灵物化的巨大拯救价值。

　　深奥的《吉檀迦利》被忽略，浅显的《新月集》被广受追捧，而大家喜欢《新月集》，仅仅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容易被克隆，正如郭沫若所说：“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下子年青了20年！”

　　其实，泰戈尔原作都有韵脚，但他自译成英语时，常译成两种文本，一是分行有韵，以传递诗美，一是不分行无韵，以传递思想。可郭沫若们所看重的，竟然是后者的“形式”。

　　这就难怪，郭沫若后来会态度大反转，转而激烈批评泰戈尔，称：“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

　　由于被怀疑在反对西方文明，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茅盾、辜鸿铭、瞿秋白等群起而攻之，连陈独秀也斥责泰戈尔“放莠言乱我思想界”，在当时，比较客气的说法是：泰戈尔是诗人，不能要求他来回答那些复杂的哲学问题、社会问题。于是，泰戈尔被一劳永逸地开除出思想界，只能秀一把文字上的花拳绣腿，就差被“倡优蓄之”了。

　　从1915年至今，泰戈尔的作品已有300多种中译本，仅改革开放以来，即有70多种，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泰戈尔，始终是“小清新”，沉浸在肤浅的情爱中，既不关注他当时被奴役的祖国，也不思考东方文明的困境。他不愤怒，不说脏话，不为重复自己而感到脸红。他成了万能的“开瓶器”，一代代青年人用他开启了青春，可喷涌一番后，却发现都是泡沫。

　　说实话，除此之外，你还能找出别的方式来羞辱泰戈尔吗？

　　几乎每个严肃的读者都曾感到诧异：就这水平的诗，也能获诺奖？如果这也行，席慕蓉不得拿8次诺奖？恐怕汪国真都得年年被提名。当然，小清新们会喜欢这样的泰戈尔，因为他们不愿面对这世界的复杂，宁可找一块简单的挡箭牌，以彻底安慰他们的脆弱、过敏与幼稚。

　　糟蹋世界和诗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大爱贬低成小爱，将对宇宙的沉思，删削成卿卿我我。可这层窗户纸，如果没有冯唐，谁肯来捅破呢？假如冯唐翻译的是金斯堡、威廉斯、庞德，还会有人大呼小叫吗？而让人感到好奇的是：那些一年也不会买一本诗集的人，怎么突然对诗变得这么在意？

　　冯唐未必是合适的翻译者，因为不懂孟加拉语，就不大可能明白泰戈尔原作的音韵，在冯译《飞鸟集》中，绝大多数篇章是认真的，可越认真，你就越会惊讶于对泰戈尔的扭曲，可当你大声说“不”时，小清新们又哪有时间、哪有心情来听呢？于是，冯唐想起了马塞尔·杜尚，他给蒙娜丽莎的脸上添了两笔胡须。是的，这是嘲笑，但诗歌从不拒绝嘲笑，当你无法打破那道坚硬的墙，这是不得已的、最后的办法。

　　说真话的孩子注定会倒霉，但冯唐至少戳破了这个泡沫：我们压根儿就没读懂过泰戈尔，还是别再装模作样、扭捏作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