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法庭，脸部打了马赛克，就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而言，这都该是常态。

　　过度信息披露，声音未作变声处理，面部不打马赛克……近年来，涉童案件报道不当，给未成年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受害者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保护儿童，媒体报道应当恪守什么准则？如何有效防范儿童信息被泄露？近日，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主办“媒体报道与儿童权利保护研讨会”，与会人员对此作了深入研讨，并形成《媒体报道儿童事件十条规范》。

　　报道不慎，被害女童被二次伤害

　　过度信息披露，声音未作变声处理，面部不打马赛克等，都可能让公众结合其他信息推断出具体是哪个人，从而导致伤害发生

　　2006年，王杰以个人名义创办“百色助学网”，为广西百色老区的贫困学生募集助学金，被当地媒体誉为“大山里的天使”。然而，女童获得的助学金很少，却还要陪玩陪睡。

　　小蕾(化名)被侵害是在2009年，当时只有12岁。2015年，也就是被伤害的6年后，她鼓起勇气站在媒体面前指证王杰的罪行。和小蕾一同站出来的，还有另一名被害人小蕊(化名)。

　　今年8月，媒体调查报道两名女生的遭遇后，王杰被警方抓捕归案。由于媒体在后期制作中没有妥善处理采访画面，小蕾和小蕊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两人被亲友认出，家乡再也待不下去，被家人送到外地。

　　本案被害人代理律师李莹告诉记者，媒体过度信息披露、声音未作变声处理、面部不打马赛克、背影处理不到位等，都可能让公众结合其他信息，如家庭住址、房子照片，推断出具体是哪个人。“他们都是孩子，需要绝对的保护。”

　　李莹从这个案件中发觉，如果对未成年人的报道操作不规范，媒体很可能会帮倒忙。果然，之后又有几家媒体联系采访，被害女孩不敢再站出来了。

　　媒体因新闻报道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并不少见。未成年人，既包括被害人，也包括嫌疑人、被告人。2013年11月，北京李某某涉嫌轮奸被刑拘，其照片、家庭等个人信息被媒体翻了个底儿朝天。

　　2013年2月，一名少年涉罪，搜狐网在对涉罪少年报道时，对他的一名同学(12岁)进行了采访，播发时却未对受访学生作任何保护性处理。学生家长认为，未经其同意擅自对孩子进行采访，侵犯了孩子肖像权、名誉权及隐私权，将媒体告上法庭。

　　媒体是把双刃剑

　　用好了，可以有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不好，负作用也很大。之所以有后一种情况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站在儿童权益最大化立场考虑问题

　　“不管从媒体报道还是律师帮助的角度，我们在报道时，确实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保护未成年人肖像权，需要遮掩哪些部位、多大面积，没有站在儿童权益最大化立场上考虑。再如，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实际上是在反复揭孩子的伤疤，没有把尊重儿童放在首位。”凤凰网凤凰公益栏目主编孙雪梅说。

　　“媒体报道是把双刃剑，在引导观念、吸引资源、影响政府决策上作用显著，若用不好也会产生负作用。还有目前大量的自媒体，在自主发布消息时难以约束。”共青团中央权益部维权工作处处长冉云梅说。

　　谈到自媒体，孙雪梅对目前自媒体的传播状况感到忧虑。2012年轰动全国的温岭虐童案孩子被虐待照片，在网上扩散特别多，至今还很容易搜到。“如果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看到那张照片，他是什么感受？心理上的伤害要想冲淡很难，自媒体不当传播会对孩子成长带来另外的伤害。”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教授认为，“只要孩子成为违法者，他就已经受害，他是社会弊端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不必对那些犯罪的孩子恨之入骨，即使他们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对他们也不能用对待成年人犯罪所谓的报复心理，以牙还牙。当然，我们不能责怪媒体，这是一种集体意志。国人所谓的嫉恶如仇是以人永远不应当犯错误为逻辑起点，遇到有人犯罪，就会把所有的仇恨不加约束地倾泻出来。泄恨很容易，但人道和公平就没有了。”

　　皮艺军以李某某强奸案为例，作了进一步说明。李某某2011年因开车与人争执被拘禁一年，出来后半年内就参与轮奸。“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犯错？”他认为，这首先不是道德问题或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生理现象，少年犯罪本身有生理学基础。绝大多数孩子在大脑健全，有社会经验之后，就会变成好孩子，青春期理论将此称作“自然治愈”。

　　结合实践，李莹分析了具体案件媒体报道疏漏，一方面是媒体对一些侵害细节报道过于详细，另一方面是被害人出镜的镜头处理太粗糙。为了避免这些情况，他们在拍摄前都和媒体沟通，比如为了证明受害事实，相关证据会给媒体看，告诉他们哪些不能播，并专门签承诺书。即使如此谨慎，媒体还有可能把不该播的给播出了，如果就违约侵权再打官司，又成为事件，继续被公众关注，当事人会继续受到伤害。

　　保护儿童，视角欠缺

　　缺乏孩子视角，看不到孩子需要，法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一些为保护孩子权益制定的法律，更大程度上是成年人的宣言书

　　198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这是第一部有关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性约定，1992年4月在我国生效。

　　全国妇联权益部工作人员苏芸说，“公约确定了儿童享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四大最基本权利，《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也就此提出依法保护、儿童优先、儿童最大利益、儿童平等发展和儿童参与的五个原则。可媒体似乎并没有注意儿童权益最大化原则的一些要求。‘六一’原本是孩子的节日，却常常是孩子跳舞给大人看，跳得不好还要被批评。我们的文化里还习惯把孩子当成一种附属品，儿童的参与权和被尊重的需要都没有得到重视。”

　　“儿童利益优先，说的是社会利益和儿童利益相冲突时，谁应当居先。比如说，某地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没有取得五证，手续不全。到底是先撤销学校，还是先保证孩子有学上呢？满足孩子的基本需求，才有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做不到这一点，连最朴素的公正都谈不上。”皮艺军说。

　　目前有关孩子的媒体思维还是成人化的东西，李莹举例说，西班牙一个关于儿童暴力的户外广告做得非常巧妙。以成年人的身高看这个广告牌，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男孩，标着“一定要保护儿童”的广告词；以孩子的身高看，就变成了一个嘴角流着血的，被暴力伤害的孩子，旁边用大字号写着可以获得帮助的地址和电话。

　　“没有孩子视角，看不到孩子的需要。我们的法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比如有专门为孩子起草的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但更大程度上是两部成年人的宣言书。少年保护这个领域，要尽可能详尽地制定有操作性的法律条款。”皮艺军说。

　　《今日说法》栏目制片人朱海峰表示，“《今日说法》经常涉足儿童案件报道，不可回避的是，尽管很努力，但在专业上还是留下很多遗憾。在法治媒体里，目前的现状可能差不多，有的更随意，对儿童隐私、儿童权益保护很不足。”

　　“从刑法学角度看一种危害行为是犯罪，认为‘犯罪该罚’。但从犯罪学来说，会说‘犯罪有理’，少年犯罪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孩子关注的是感官的东西，不能直接用理性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为是非，也不能把成人认为好的东西用灌输的方式传递给孩子。法律上讲的‘特殊保护’要真正弄清楚特殊在哪里，不能混同于成人。”皮艺军说。

　　媒体职业规范亟须确立

　　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报道中，仅仅笼统地要求“维护合法权益”远远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体报道规则来指导

　　200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进行了修订，其中对未成年人的相关报道，要求新闻媒体“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注意保护其身心健康”。

　　苏芸说，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报道中，仅仅笼统地要求“维护合法权益”，远远起不到效果，需要有可操作性的媒体报道规则来指导。比如性侵儿童报道里，受害情节应该有意识地淡化掉，并不影响事实呈现；还要避免复制和传播对儿童暴力合理化的做法和思想，比如“因为不听话才挨打”“父母都是为孩子好”等等，对儿童实施暴力是不能找借口的。

　　“媒体报道中常有贴标签的现象，也应引起注意。”苏芸接着说。比如一个孩子出了问题，媒体可能会去挖掘他的家庭原因，如单亲家庭儿童心理是否健全、留守儿童是否缺少关爱、残疾儿童是否身残志坚等等。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希望媒体多去看看这个孩子经历了什么，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不要简单刻板地加一个符号在他身上。

　　李莹介绍，百色助学性侵案发生后，当地政府发了一个新闻通报，“要求各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教育，抵制这种诱惑”，“可以看得出，从官方开始就产生误解和偏见。”今年3月，10名未成年少女被诱骗到青海卖淫，案件破获后，“失足少女”“卖淫少女”等词语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公众对这些孩子留下“为了钱”“不劳而获”的印象。事实上，她们很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逼迫、利诱、胁迫的。“如何去避免偏见，是媒体的责任。”

　　谈到法律和规则的操作性，苏芸介绍，全国妇联在参与起草反家暴法中，也用了很大精力让条款更有可操作性，比如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如果警方要询问孩子，之前应当做大量工作，把后面可能要参与进来的有关部门的意见汇总成一个提纲，一次问完，同样问题不再重复。询问的地方可设置成家庭式，可以给孩子的一个布偶帮助表示，比如侵害了哪个部位、伤害的轻重程度。“我们希望，此类操作要求在司法解释或相关实施细则中得到体现。”

　　经过研讨，会议最后形成《媒体报道儿童事件十条规范》，从媒体从业者的理念、报道议题与技巧、采访禁忌等十个方面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