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是对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重新思考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的总称。其主流是从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发端，经过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以及格罗斯曼等人的“新解释”，最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达到高峰。其谱系既包括西方社会左翼知识分子，也包括共产党内的理论家。

　　“新马克思主义”尽管内部庞杂，但其共同的理论意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研究、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较之于被中国学界较广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更为清晰，指向性也更为准确，因为其思想奠基者是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包括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将其理论展开，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学潮、工运中达到顶峰，也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阵地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战后德国哲学有五大流派：（1）深受海德格尔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2）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3）法兰克福学派；(4)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对德国哲学颇有影响，这方面研究论著频出；（5）由思辨哲学转向实践哲学，在这一趋势中，以中青年学者为最。

　　德国哲学界目前健在的代表人物首推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试图重新综合语言哲学、现象学、韦伯社会学、符号互动论和皮亚杰发生心理学等等理论资源，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现代化理论。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探索是战后德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而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发达和科学精神的普及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也为全人类的发展和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是德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是自由竞争同分散性计划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既不同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其特点是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将充分就业、福利保障纳入政府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的积极性。这是德国发展道路的核心，也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的重要经验。

　　目前德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在于东西部发展不均衡，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这同样值得中国引以为戒。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为中外理论界持续热议的话题。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的衰退与中国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比，促使各国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来破解“中国奇迹”之谜。中国的崛起与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将中国模式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综合分析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并在借鉴世界其他发展模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和完善，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的成功与德国的成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在突破既有模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超越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西方模式，是因为它在制度属性、体制选择、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诸如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方向、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渐进主义的改革发展道路。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这一道路的成功经验急需进行理论总结，世界也急需倾听中国的声音。

　　作者简介：李忠尚教授于1984年获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第一名哲学博士”。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室主任、软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副秘书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总编、高级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澳大利亚公使衔（教育）参赞等职。退出领导岗位后再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德国、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新马克思主义”论》（上下卷），《第三条道路》，《新智囊论》，《现代决策论》，《现代软科学》、《软科学大辞典》和《决策科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德文版3部）等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