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题策划 本报记者 陈伟胜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白志标

　　■本期特邀嘉宾

　　中国足协执委 汪大昭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 金汕

　　“供给侧”改革是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寻求新增长、新动力、新思路的一个“新热词”。把“供给侧”的经济概念引入到中国足球，就可以发现，中国足球也存在与中国经济相类似的状况，即足球市场需求旺盛，如中超各俱乐部投入巨大，明年中超版权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0亿，但是民众最为关注的另一个“足球产品”国家队的成绩却是每况愈下，可以说中国足球软肋也在“供给侧”。如何能让中国足球的“供给侧”与广大球迷的需求吻合成为中国足球实现中远期目标的根本。本期三言两拍特邀目前正在参与足代会的汪大昭和金汕两位嘉宾，作一探讨。

　　中国体育“需”“供”不平衡

　　白志标：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中央在最近半个月里连续提到改革供给侧结构，是因为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匹配。我们在2010年制造业规模超过了美国，但在过去一年里却出现了国人大规模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现象，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产品不符合国人的需求，国人已经不再是只需求有无，而是对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有更高期待。同理，中国体育已经在2008奥运金牌数压倒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但是，国人对中国体育已经不仅仅希望夺得多少奥运金牌，而是转而对长期在低谷徘徊的中国足球，尤其在国际赛场上要有重大突破。当然，如果在中国足球的层面，广州恒大3年2夺亚冠的伟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足球薄弱的“供给侧”。

　　汪大昭：国家队成绩与球迷期望不符，我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球迷期望过高。看到人家特别是亚洲球队如韩日球队成绩如何如何，就觉得我们应该那样，甚至拿俱乐部的成绩来比较，我觉得这不科学。国家队成绩与俱乐部成绩不匹配的有的是，比如英格兰队与曼联，你难道能说是英足总在管理上出了很大问题。另外，中国男足的成绩对那些早就不看中国队比赛的球迷来说，成绩与期望正好一致，可以说国家队的投入与成绩产出完全相符，倒是恒大的成绩产出明显大于投入。我觉得这些跟国人买马桶盖行为完全不等同。

　　金汕：现在“供给侧”是个时髦词，反映了我们现在经济层面的问题。用这个观点来看中国足球倒也不失为一种新角度，不要说国家队层面，包括联赛的运营，中国足协确实一直受到外界的指责，也出现了严重的假赌黑，国家队和联赛的顶层设计上出了问题，足协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也就是“供给侧”掉链子了。恒大的管理和一些做法确实值得足协借鉴。相比于俱乐部，国家队教练层的变动无疑是滞后的。

　　中超版权80亿仅算“需求侧”

　　白志标：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伴随着国务院46号文件出台，足球产业进入了一个井喷期，中超各俱乐部投入巨大，未来5年中超版权卖到了80亿元，说明中国的足球市场非常大，如果以经济学的理论讲，这只能算是“需求侧”，中国足球不缺投入的数量，缺的是有质量高效率的“供给侧”，在国际赛场上成绩的突破。

　　汪大昭：中国足球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但我不认为这种改变只是单纯地适应市场需求，足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体育运动，并不仅是追求成绩，还承载了政治、文化、教育等多个功能，足球产品应提供精神享受和接受文化教育，只看重资金、成绩而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就偏离了足球的本质。

　　金汕：中国足球高层的改革和调整是毋庸置疑和必须的。现在大家关注的是这种改革和调整要用多长时间，可惜足代会没有对这个问题明确说明，如果顶层设计还在盲目，那么无疑会影响到下面的具体运行。这次足代会也做了调整，比如加入了高洪波、黎瑞刚，似乎要体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但不容否认的是现在的足协依然还是行政架构。

　　中国足协如何提升质效

　　白志标：国家队和俱乐部，同样是请外教，同样是高薪，前者如同国企，高层享受高薪，后者如同民企，老板亲力亲为，同样参与市场但对市场反应缓慢。卡马乔赔钱也没赚来吆喝后，佩兰的去留犹犹豫豫；恒大从俱乐部长远发展，哪怕外界一片挽留声还是迅速以斯科拉里更换卡纳瓦罗，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两者在管理和效率上的差别。恒大这么短时间就能到达亚洲足球的顶峰，从供给侧来说，就是从一开始的生产、管理上严格把关，从而保证了随后的高品质和高效率。

　　汪大昭：国企与民企并无优劣之分，只看是否适合，资本绑架足球不会有好结果。国家队在对待外教上也并非像外界说的那样没有作为。只要汲取教训，有些事情要吃过好几堑才能长一智，足球即是。改变体制和效率不都是方法问题，主要还是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

　　金汕：这么多年国足成绩为什么就上不去呢？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单单是足协的责任，在2001年男足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之前，从曾雪麟到高丰文、戚务生，球队一次次冲击世界杯失利很难说是足协的原因。2001年之后，足协开始了失控，俱乐部“革命”，各种假赌黑也出现了。所以，中国足球要上去，足协改制和提升效率只是一个基础层面，当然属于所谓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