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特约评论员尔冉

　　环境治理问题依旧是发展问题。正因为如此，对环境的治理就必然需要更多耐心与长远的安排，就必然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公民全员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就必然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来形成稳定的良好环境供给机制。

　　12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治污不靠说狠话》的文章称，11月份全国74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公布，有网友调侃说“看到沈阳垫底，我们市长舒了口气”，原因是某市空气质量前几个月排位垫底，于是市长发了狠话，发誓下月起必须摆脱差评。文章感慨，一到考核就紧张、一挨批评就夸海口说狠话，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并不少见。而事实上，这样的“狠话”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成为揶揄政府的话柄。

　　管理者发狠话的现象实在比比皆是。譬如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发狠话：某个期限内治污不达标就免职；譬如官员对企业发狠话：要么整治要么关停；再譬如环保部门公开表态：年内不让本地区实现“水清天蓝”，就主动辞职。态度是如此坚定，期限是如此短促，狠话带来的，就只会是承诺落空与巨大的压力。

　　正如《人民日报》的文章所指出，社会治理既要有火烧眉毛的紧迫感，更要有积跬步至千里的理性和耐心。惟有如此，治理才能从容不迫，现实效果才真正可期。尤其是具体到治污一事上，一座城市空气质量好坏，往往与当地产业结构、排污情况关系密切，也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关。至于污染物，更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不可能靠说狠话“一抓就灵”。

　　明知不可为之，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依旧热衷于“狠话治理”？条分缕析起来，其中至少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因素是政绩观的浮躁与短视。部分地方官员习惯于忽视环境治理的规律性，为打造任期内的治污政绩，进而以狠话提出不合实际的治污目标；另一个因素则可能在于上级考核方式的不当，当上级主管部门的治染考核急功近利，就必然会带来下级部门对任务的层层加码。此种“加码”的极致性表现，自然就是治污狠话的接踵而出。

　　本质上来视之，环境治理问题依旧是发展问题。正因为如此，对环境的治理就必然需要更多耐心与长远的安排，就必然需要形成政府、企业与公民全员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就必然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下，来形成稳定的良好环境供给机制。惟有如此，那些看似慷慨激昂的狠话，才难以出现；同样惟有如此，那些被层层分解与执行的治污目标，才能更务实与可以接受。

　　说到底，在一个治污早已“法治化”的年代，一千句治污狠话，可能还比不上一次真实的环境执法行动，这正是《人民日报》批评“狠话治污”的价值指向。当然，最终依旧需要指出的是，“狠话治污”固然应当远离，但“铁腕治污”却从来都当严格兑现。新《环保法》中对政府、企业与公民的治污责任早做出明确的限定，对违法者当严格依法惩戒；改变因经济模式落后而造成的种种污染现象，更需要地方政府的魄力与勇气。凡此种种，都需要被辨析与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