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丁远馨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挑战。全会要求，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十三五”征程的开启，中国经济由此迎来冲顶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冲刺时刻。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从“十三五”承载的使命出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十三五”时期将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期，也是全面进入“新常态”的转型期、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突破期和全面推进国际化的上升期。

　　“对一个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经济体而言，中国面对的国际发展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强，‘十三五’时期仍将是中国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告诉本刊记者，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大大缩小了与美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相对差距，这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抓住于我有利的时与势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尽管国际局势发展日益复杂和多元，全球化趋势并未改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坚定既有战略布局，而不应随外界的变化急于调整甚至改变战略。

　　“比如美国主导的TPP协议的达成，实际上是中国战略布局的倒逼结果，中国是下了先手棋，对方为了应对走了这一步棋，接下来中国还会出牌。我们要坚信，中国的全球布局是成功的。”陈凤英说。

　　陈凤英强调，全球化的机遇仍然主要在中国一边，“谁能够提供需求、谁能够提供资本、谁有合作的意愿，机遇就属于谁。目前，市场在我，资本在我，发展空间在我，所以中国理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引领者，而不是过去的参与者。”

　　在这个过程中，共赢主义将大大开拓中国发展的外部空间。胡鞍钢认为，中国至少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两次帮助维护全球宏观经济稳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增长发动机，第一大贸易发动机，第一大投资发动机，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利益共同体。”

　　从更远一点的视角看，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继而带动了南方国家的迅速崛起。这一格局的变化与中国产生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过去的霸权体系逐渐被打破，G20机制及“金砖五国”峰会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客观上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的共赢理念，也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将促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向着更加合理、更加均衡的方向迈进。比如，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帮助非洲国家的发展，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力推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助力全球基础设施的建设，联合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新兴市场的协同发展等，都会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

　　直面外部环境四大挑战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将不得不面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东琪为《瞭望》新闻周刊给出了自己的分析：

　　其一，全球总需求形成总体偏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增长压力。

　　消费形势的变化，使得这期间供求压力总体较大。比如，石油总体上会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新兴市场如中国的超常规增长已接近尾声，供求之间形成供大于求的预期会越来越强。传统形态的产业面临长期过剩。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任务也非常艰巨。

　　其二，全球面临去泡沫、去杠杆、去过剩产能的压力。一是发达国家去泡沫可能就会发生在未来五年；二是去杠杆方面，目前债务杠杆高企。随着货币的放松，债务杠杆加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极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债券市场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三是去过剩方面，由于全球新兴智能化、信息化的崛起，传统产业的传统产能也需要消化。

　　其三，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带来较大挑战。美国等发达国家加大制造业向本土回归的力度，这带动全球总工业出现结构性变化，即工业生产中美国占比在增加。未来五年还会延续这一趋势，将给其他国家如中国等带来很大挑战。同时，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对全球贸易的正向拉动减弱。美国经济较快复苏，但美国的进口贸易增速在下降。

　　其四，世界经济继续走向分化。政策上的分化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政策不一致性会延长世界经济当前的紧缩格局。经济增长的分化表现为美国较快增长，但其他发达国家整体低迷，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增速放缓。中国的外部市场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转型跃进创造内外新机遇

　　“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就是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新机遇。”陈东琪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中国还需依靠自身转型发展来创造机遇，“目前，南亚国家具有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技术有优势，中国两头受到挤压。”

　　他举例分析金融市场指出，如果中国的金融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金融效率不能提高，金融“走出去”就会面临很多风险。相反，中国提高自己的金融管理能力，提高中国资本在国际上使用的有效选择，这就能够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

　　“如果中国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机遇也可能变成机遇。未来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欧洲调整对中国是机遇，新兴市场的发展对中国是机遇，但能不能变成现实关键看中国自己能力。总体来讲，‘十三五’时期中国要利用国际机遇，不是单边的而是双边的，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修炼。”陈东琪说。

　　受访专家还进一步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在创造机遇的过程中也有着强大实力的支撑：中国有较强的资金实力，人民币的预期评估很好，中国的技术在快速进步，中国的资本水平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积聚了巨量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红利等等，都为中国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陈凤英表示认同，全球转型，中国先行。虽然其他国家如美国也在推行转型，但中国的转型是全方位、高站位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对外开放、《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大战略的实施，都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抢占先机。

　　更进一步看，全球性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正在推动中国加速向创新型国家迈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为创新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未来将对中国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释放六大发展潜力

　　用好既有的有利条件，也是中国顺利实现跨越的有力支撑。综合王军等受访专家观点，中国在“十三五”期间至少在六大领域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

　　一是人力资本红利正逐步形成并将持续释放。中国的就业结构仍然存在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口，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还较低，未来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变为人口赤字。同时，我国每年毕业700万左右的大学生，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更使“创新红利”正代替过去传统上只靠拼劳动力数量的红利。

　　二是城镇化及其所带来的消费扩张和基础设施改善的潜力和空间巨大。2013年中国名义城镇化率只有53.7%，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约30个百分点。有研究指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生活、就学和就业，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增强经济的发展后劲，还将带动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及服务的发展。

　　三是产业升级打造的“双引擎”动力强劲后劲十足。一方面，《中国制造2025》着力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进行深度融合，使更多的中低端产业逐步升级为中高端产业，使传统产业这一引擎再次轰鸣起来；另一方面，通过发布《积极推进“互联网+”的行动指导意见》，力图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

　　四是地区间梯度转移和升级为我国的区域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回旋空间。落后地区相对发达地区具有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它们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目前，落后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的势头已经显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快于城镇居民，这将推动全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潜力之一。

　　五是市场规模潜力巨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和消费都不平衡，这为未来需求的渐次释放提供了可能。同时，“总量大国、人均小国”的现实表明，中国距“经济强国”还有很大距离。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新能源、养老、医疗以及进一步城镇化中带来的诸多需求，将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六是蓬勃发展的对外投资为再造数个海外中国展现了全新的空间。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GDP的7%，远低于美国的36%。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投资仍大有潜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未来的对外投资起到十分正面的作用。不仅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而且也将重新构建一个友好的周边环境，推动互利共赢局面的形成。”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