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记者见证中国经济奇迹 称欧洲两国贡献有助实现“中国梦”

“由于我的独特经历填补了这个空缺，所以有许多家瑞士媒体雇我为他们写报道，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1983年。”博勒说到。

那时候在北京的外国人特别少，博勒几乎认识他们每一个人。

“我们是那时候仅有的几个外国记者，工作不算太累。”博勒说。

“我们可以挑选自己报道的主题，比如跟踪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或者专注于北京商品市场的变化。”

博勒见证了中国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经历的历史巨变。他那时采访了中国第一位个体裁缝和第一位个体餐馆老板，还到安徽和四川去采访退出公社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民。

他还报道了坐落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座四星级宾馆，以及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现在他还保存着那时撰写的关于张海迪的报道的简报。张海迪不畏身体的残疾，自学了多门外语，目前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博勒也见证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它给数百万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中国那时候几乎已经到了谷底，”博勒说，“那一段日子让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

博勒回忆称，当1977年人们知道邓小平可能会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时候，似乎一起松了口气。

“人们自发的聚集到街上庆祝这一时刻。它们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挣扎，那种感觉就像是在一场恶梦中醒了过来，到今天我都记忆犹新。“博勒说道。

邓小平在1978年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博勒说他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因此对邓小平赞赏有加。

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直贯彻到今天，使这个国家可以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 “当然，能够纪录这一段历史让人十分激动，”博勒说到，“它使得中国变成了——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验室。”

“当我给你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和今天大多数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相比，我们那时候有着更多的好奇心，意识形态色彩也弱得多。”

博勒认为，西方媒体之所以在报道中国的时候采取更为批判的态度是因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

“所以西方的媒体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别，这更多带有的是传教士色彩而并非出于对事实和严谨报道的坚持。”

他认为中国对于外国媒体应该采取更为轻松的应对态度。

“让他们亲眼看看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说到，大部分人如果一旦真的到过这个国家之后，往往会改变之前对这个国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