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边我们中方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媒介人,他应该具有讲大道理,而少讲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这样一个分别。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有些问题可能局部地看,它可能很有道理,但是把它放在一个大局里面,可能它的道理就不那么充分,也许就不值得讲。我记得2000多年以前,我们中国的哲学家孔夫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父为子也,父亲说了一句错话,可能办了一些小的错事,可能有所不妥,但是作为子女,不要去斤斤计较,不要跟父亲非得什么事情都理论得很清楚,因为这样就破坏了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家庭的伦理关系,这样的一种最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如果被破坏的话,那么可能他受到的损害比纠正一个父亲说的一句不妥的话,可能要更多一些。就像我们国家的统计法一样,它规定一个调查员入户访问来了解这个居民的经济收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任何所谓非法收入的话,他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去举报他,为什么?因为获取调查的最重要的经济信息,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信息经济,他的责任就是完成经济信息的获取,而惩治犯罪、纠正错误,这有其他的部门和机制来解决。对于我们这样负有塑造彼此间的形象、形成相互沟通责任的媒介人来说,具有大局意识,讲大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这是一个应该建立的一个原则。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中方建议说,日中双方在未来的民意测验当中,建立一个新的调查项目,就是调查双方媒介工作者他的这样一种职业观念,职业操守以及职业的一种内容,这种对于媒介的传播,对于看到沟通方面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限制,有哪些改善的余地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中方的意见。
高原明生:在媒体对话方面,由我来向大家进行汇报。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民意调查,我们来看我们整个媒体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讨论了关于钓鱼岛撞船事件,接下来是东日本地震问题。主要是我们以这些题材进行的报道,我们主要是进行了反省和反思。双方都对于对方的报道方式进行评论,我们不只是做了这些,同时我们还进行了自我批判,这个是我们这次分论坛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我们比如说福岛核电站的核辐射问题,媒体到底对于政府的失误是不是有一个最真正的责任的追究?这个是我们受到的一个主要的反思。除此之外,我们在钓鱼岛的渔船撞击事件上,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确认了事情之后再进行的报道,所以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双方的媒体都进行了非常多的反省和自我批评,这个令我们非常感动。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必须要共同拥有一种对于问题的共同认知,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也就是民族主义和媒体报道主义,我们媒体应该在这两方面当中,想好把自己定位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记者报道的良心到底应该站在哪一方面上,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个观点才是最重要的。中方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建议,比如说作为记者,我们作为媒体应该做一个民意调查当中,再加上这一项。我们不只是一年建一次,比如说我们在爆发钓鱼岛问题,或者是地震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报道应该怎么样去相互验证,相互交流,我们应该更加频繁地创造一种不是传统的媒体,而是要创造一种新媒体,这个是中方给的我们一个非常积极的提议。
同时,因为现在我们两国国情还不同,但是我们对于对方的国情还不太了解,虽然我们现在面临同样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情况,但是对于中日两国现在各自的国情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彼此对于对方加深认知和理解,但是我们到底是在为谁进行报道?如果这一点我们如果能够相互认可的话,我们想中日媒体之间,会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日方也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谢谢。
(来源:中国日报网 编辑:谌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