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昨天我们媒体对话分会场,首先讨论了关于最新的中日双方的民意测验,这样的一个结果,双方好感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彼此之间都认为中日关系是彼此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好感度下降这种事情,也可以重视,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特别地高度诠释。因为无论我们好感还是不好感,我们作为一个近邻,我们必须要打交道,我们必须要合作,这是一个基本,我们无法搬家,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邻居。做好邻居就有这样的几个阶段,第一客气,第二磨合,第三默契。我感到经过七次北京—东京论坛,我们现在正处在磨合向着默契这个方向发展的阶段上。
表现之一就是,在我们彼此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彼此之间有了批评,但同时也有自我批评,在与会者当中,也检讨自己对于对方国家的媒体形象,有所谓的从妖魔化到卡通化,再到正常化这样的一个发展逻辑。也就是说,我们的媒介在反映对方的国家,对方的国民,对方的政治和经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按着意识形态,按着某种既定的价值观去来进行某种有选择性的解读的。但是到后来,这个情况相对来说会逐渐地改善。那么我们比如说讲到中国的媒介,那么中国的媒介上边,难道做出来的日本人整天都是在钓鱼岛上不断地在炫耀吗,这样一种概念性的宣传本身也是有改进的余地的。当然日本方面也对这个东西也进行了自己的反思,比如说日本在核危机的一些问题上,地震的一些问题上,有些信息的不透明,或者说某些报道的不充分,恐怕也有值得反思的余地,这是非常良好的开端,彼此之间都反思自己,在报道对方的时候,他所受到国家利益的这样一种牵制之后,他所引起的后果,到底对建立双方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在于,日本方面的代表认为,在媒介的报道方面,只要受众是需要的,我们就有责任把所有的事情无条件地去满足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但是中方认为,这一点实际上是媒介对自己责任的一种放弃,我们都知道从日中调查的数据当中可以看出来,97%以上的国民不能亲自到对方的国度里面去实际体验,也就是说70%的中日国民都是通过媒介来彼此认识对方的。如果在我们这样一个媒介的构筑对方的印象当中,每天充斥都是对方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是非常恶心的形象,难道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吗?就是一种议程设置,也就是说我们媒体人有满足知情权的责任,但是更重大的责任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框架建立在一个大局的基础之上,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媒介形象,来有助于日中双方的合作,日中双方做好邻居,这是值得思考的,并不是有什么,只要它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我就要无条件的满足,这是对于媒介责任的一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