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5日报道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3月13日刊登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东亚经济研究局局长、荣誉退休教授彼得·德赖斯代尔和该局研究员尼尔·托马斯合作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抓住中国投资的好处》。

　　文章称，10年来，中国投资已从几乎为零增至澳大利亚第五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中国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惊人崛起而增长，是在澳大利亚追逐商业机会的最新一波亚洲外国投资——最初是在资源、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

　　文章称，澳大利亚是一个需要资本的国家。相对较少的人口居住在一个面积广阔的大陆上，依靠外国投资者帮助他们开发矿山、开办工厂以及建设港口、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使澳大利亚人接触创新技术、全球价值链和新商业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外国竞标者确保澳大利亚人了解其资产的完全国际价值。如今，中国是世界上外国直接投资三大来源之一。

　　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仍是一个小经济体时，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中国政府部委直接拥有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接受国（恰那-力拓合资项目和美铝合资项目）这一事实似乎并不重要。但现在，情况似乎不同了。

　　中国现在是一个大经济体，被视为美国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尽管澳大利亚承认中国遵守“市场经济”的国际准则，但国有企业仍是其工业全景中的一个特色，是重要的海外投资者。尽管大多数国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开展业务，远离中国政府的干预，但一些人仍然担心中国公司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不论是国企还是私企。

　　这些观点是参议院目前对涉及“具有战略或国家意义的澳大利亚资产”的外国投资审核体制进行调查的一个因素。调查中提到，最近3项投资尤其值得审查，这些投资均涉及中国竞标者；将达尔文港租给岚桥集团；国库部长决定阻止中国竞标者收购基德曼公司资产；新州电力公司出租，中国国家电网竞标失败。

　　文章称，舆论对外国投资始终态度矛盾，在来自新来源的投资激增时期，焦虑情绪增强。20世纪70年代设立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以缓解民众对来自美国的投资的担忧。国库部长受权阻止被断定“违背国家利益”的外国投资。尽管民众对美国投资的担忧后来有所缓解，但随后日本投资以及如今的中国投资又重新唤醒了这种情绪。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一直是进行审核和管理这种疑虑情绪的一种有效工具，但为了回应这种情绪，外国投资政策以及法律体制已于去年得到更新。

　　参议院此次调查是及时的，这是因为，鉴于近期这一机制发生了带有政治目的的变化以及出现了对中国投资的超周期敏感态度，需要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核体制。尽管在投资来源稳定期间“国家利益准则”是一种良性工具，但对不熟悉投资者的焦虑使这一机制更易面临政治风险、并增加了其经济成本。

　　文章称，澳大利亚让其外国投资审核体制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是有道理的，使之在创造机会的同时仍能应对威胁。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其国内安全和情报力量调查和干预某些威胁国家安全的具体资产运作行为，已经阻止了外国投资者采取非商业行为。处理国内法律和制度中的薄弱处是应对此种对外国（或国内）投资的担忧情绪的最佳保护措施。（编译/裘芳）

资料图：这是在澳大利亚恰那拍摄的中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恰那矿区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