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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下长三角招工的变与不变
2016-02-29 09:30:00
 

  又是一年招工时。沪苏杭等地的火车站和工业区明显热闹起来,长三角林立的工厂复工,制造业工厂里机器的声音和穿着工服的年轻人,给人一种踏实感。

  对大部分走上正规的企业来说,每年过完年的招工已不是大事,核心团队和技术工人大多能按时到岗,对工厂生产和企业发展来说,这是基础中的基础。在上海、杭州、苏州、绍兴,记者问了多位老板、工人、人社局工作人员以及劳务中介,大家都说,如今平稳了——印象中前些年老是喊的“用工荒”,似乎很少听闻了;走访各地的人力资源市场,也少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挤满人往工厂里送的大巴车。

  人确实少了——苏州一家大型的人力资源公司,近两年去郑州、贵阳、南宁等地开了分公司做劳务中介,老总说那边业务迅猛增长;前几日在上海一家区级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若没有现场招聘,大厅里不过寥寥二三十人。

  人又少不了——绍兴柯桥一家遥控器加工企业近年转型升级,已试制了无人机,科研团队是网络上找的,除了新聘了几位内测人员,厂里依旧需要装配工人,干类似装配遥控器的活;原先杭州九堡镇成群的服装厂,一年年地往更远的郊区搬,每年招工人数几乎不变,一线车工永远需要。

  长三角各地转型升级多年,多次听闻密集加工型企业内迁。原以为,该是“拎蛇皮袋”的普工越来越少,“拎电脑包”的高级技工越来越多才是。可从招工的角度细看,人数的多少还只是一个浅层面,变与不变也并非简单判断的好与坏,却有自己平衡和逻辑。

  “人少”之变

  最先听到的长三角招工故事,都是关于“人变少了”。

  看看一辆长途大巴。2004年,因为外出打工的人多且集中,河南汝州开通了直通绍兴柯桥的长途车,一天一班,这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每逢招工季,从汝州出发的卧铺车一票难求,必须要打招呼、“递条子”才可能搞定一张卧铺。实在供不应求,靠过道的那张铺,总要坐上六七个人才行。

  这趟大巴,开了十多年,人却越来越少,票价在十多年来惊人地一分未涨,还是150元。虽然有人们选择火车飞机的因素,但最大原因,当地人都知道,家门口开了许多工厂,不用出远门了。

  企业老板们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柯桥某电子厂老板胡克飞,说起自己十年前刚投产的那年招工,过完年在门口贴一张手写的招聘启事,应聘者就能从厂房排队到大门口,一百来米的长龙。那时工资,头一个月不过1100元,如今用工规范,工钱涨了3倍,几险几金交足,也再也不见当年场景。

  人少了。绍兴如此,上海也如此。前几天,一家区来沪人员就业服务中心来者寥寥。大厅里贴着一些长期招工企业的招聘海报,招的多是焊工、数控车床操作工、车间维修工等;此外,便是文秘、行政管理岗位,要求“气质佳、学历高、懂上海话”,能胜任者不多,有人说“问都不敢问”。

  苏州这个制造业大市,几年前电子代工厂动辄招上千人,但如今也“稳定”了。听苏州一家较有规模的招聘网站老总程彬说,除去“新款知名手机上市”前的那种订单大旺季,会出现短暂的“用工荒”,平常时刻都是“平稳状态”,人力资源市场能按需解决。

  可若时光倒流十年,程彬刚入行那一阵子,工厂要招20人,前来应聘的少说两三百人,招聘者还要个个面试,按学历、技术层层筛选。说起那些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工人们对工作的“珍惜”,进了工厂就要好好干,很少有“率性”辞职的;若是在年中重新找工作,中介费一般都抵得上一个月工资。

  苏州普通工人满大街的情况,到2008年左右达到高峰,各加工厂迅速扩张马力全开,电子厂招聘流程精简到填表、抽血体检、签名,但就算这样,最火爆的时候,应聘者排队要绕着大厂房一整圈。那也是苏州当地小中介遍地开花的年代,一家小小的“夫妻店”,每年靠中介费能有30多万元进账。

  如今,汹涌招工潮已难再现。

  两头抢人

  今非昔比,劳务公司感觉最明显。

  程彬听前辈讲过,早些年,苏州的劳务公司到安徽、河南、贵州等地方去联络招工,肯定被当地劳动局捧为上宾,当地职业学校巴不得他们来。程彬记得,2008年下半年开始,苏州用工需求大增,甚至催生了大量“暑期工”、“寒假工”,工厂们第一次这样开口要人:“干一个月也好。”于是程彬和同事们就跑去甘肃、宁夏等地游说,那边的职业学校也说好,能让学生实习,还有经济收益;学生家长也说好,能见世面,赚钱还能抵学费,于是便有大巴车队,从某县直奔苏州某工厂,场面壮观。而若在十年前,过完年能用一辆辆大巴送来工人,无论对劳务输出地还是用工地的劳动部门,都是大功一件。

  现如今,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信息都公开了,各地各家工厂的好与不好,大家都懂了,好职校和中专成了企业主追求的“香饽饽”,几乎再也没有人把长三角的劳务公司员工“捧为上宾”的情况。

  至于一些负责就业的政府部门,也开始“严词拒绝”长三角各地人社局递过来的招工需求:“不送人去了,我们自己都招不满呢!”

  确实,就拿安徽阜南县为例,县里经济开发区里的工厂,常年流水线招不满人,政府部门也出台各种活动,比如在年前返乡时提供从火车站到县城的免费大巴,并在大巴上宣传家乡变化、提供家乡的工作岗位,在县城汽车站的招聘启事上打出亲情牌,喊出的口号是“回家幸福、回家兴阜”。

  招工之变,内因在于产业转移。中西部省份和长三角企业,开始“抢人”,换个说法,许多地方开始有能力、有机会“留人”。

  程彬每年过年前后,都会选择一些中部省份的乡村走访,了解务工需求。河南焦作附近的最普通村庄里,农民讲话淳朴:如今家里独生子,十几岁让他去大城市闯闯,见见世面,到二十出头肯定要叫他回来,相个姑娘,在家附近找份活干;家里有女儿的,怕学坏不让出远门,在市里或省城混几年,回来嫁人。

  最大的变化是:相对有钱了,也不图儿女外出赚钱了。

  更实际的内心想法是:年轻人在外打工,号称月赚四五千元,一年到头却也攒不下钱;在家门口混,赚三千元不到,每月却能被父母盯住,攒下钱来过小日子。

  程彬还了解到,但凡家门口有大工厂的地方,比如郑州、南宁有了富士康工厂,相关产业一带动,附近县市的年轻人愿意来苏州的就明显少了。反倒是,程彬所在人力资源集团在这些地方迅速地开了分公司,业务量猛增。

  技术吃香

  技术人才吃香。

  近几年,绍兴柯桥因为转型升级,已关停并转了数十家印染企业。往往这边消息刚传出,长三角其他县的印染厂服装厂就来挖人了,明确要熟练技工。

  在柯桥一家做墙体装潢的企业里,有种弧形铝单板是机器做不出来的,必须要人工制作,能干这个活的技工得至少要两三年才能出师,缺不得。该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张君告诉记者,流水线上的普工,走了再招没问题,可关键技术岗位的工人,要千方百计“留住他的心”。

  可技工多了,招工门槛也越来越高。

  张君说,如今招数控机床的技工,至少要求大专生;招品控员,能挑位本科生。放三四年前,可能高中毕业生她也能考虑。

  确实,据程彬观察,近十年来各大专院校和职业学校愈发注重针对市场需求开设专业,比如电子商务、物流专业,市场一说缺人,那头立马招生。至于电焊、汽修和数控机床这样的技术工种,熟练工已不在少数。

  在上海嘉定的一处劳务市场,记者碰到正愁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技工刘凡。他的技术,是开叉车,在南京干了好些年,觉得3000元工资太低,所以想来上海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可是,总没有满意的,要么嫌工资太低,要么离住所太远,更发愁的,是南京的叉车证到了上海可能要重新审核。看来看去,心下郁闷,难不成,只能做“工资低、没有发展前景”的普工?而在苏州,据程彬调研发现,人力资源市场上最不缺的,其实是流水线线长这样的管理岗位,他们有管理经验却没有一技之长,又不愿再从一线普工干起。

  新的变化是,一些技工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流失”。

  绍兴柯桥的多家企业里,技工年龄至少30岁以上,“90后”技工似乎有了新的选择:有熟练的品控员主动去找张君求换岗位,要从月薪6000元的技术岗位换到2000元的办公室内勤去,问他考虑清楚了吗?对方说不用考虑。据张君观察,类似的趋势愈发明显,“90后”技工对工作的要求,是不辛苦、环境好、有电脑,说起来“做行政”好听些。记者在上海一家劳务市场遇到“90后”女孩陈庭,她的想法也有代表性:对工作要求不高,服务员、电子厂流水线工人都可以,但最重要的要求,是“不上夜班”。这也是她从江西井冈山来上海求职的原因:换份工作、改善环境。

  如今真正吃香的,是高端技术人才。

  这已是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并愈发注重实效。前些年,绍兴还组织过企业“包机寻才”,500位人力资源负责人集体飞去武汉招聘,或者,还有“百校共招”,上百所高校集体设摊和当地企业对接。如今听柯桥区人社局副局长俞锡锋介绍,这些“花架子”都不搞了,转而是组织“行业小分队”的几个企业主分赴各特色高校定向招才。

  跟着一支“行业小分队”,胡克飞过年前刚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回来,他的工厂从制造遥控器转做小型飞行器,而哈工大正是该领域技术人才的聚集地。

  记者问他,高端科研人才你一个遥控器厂怎么去招啊?他回答,在“云”上。搞研发的科研技术人员都是从网络上找的,不用劳务合同,完全项目化运作。等到图纸出来,流水线上负责装配的工人,跟组装遥控器的工人几乎是同一批,只要打打螺丝动动手就行了。

  遥控器厂到飞行器厂,难道工人不用转型升级?胡克飞看来,几乎一样,只需要另招一批负责测试的员工就行,附近的职业学校和大中专完全能满足。他主动去附近的职校讲课,讲“创新创业”,讲他从遥控器做到飞行器,课堂上几乎没有男孩子不爱飞行器的,技工也就这样招来了。

  一时难迁的工厂

  胡克飞前不久收购了一家在河南的航模工厂,但他几乎不考虑把绍兴的工厂搬到河南去。

  为什么?不是说造飞行器和遥控器,所需的装配工人没有本质差别吗?他最操心还是技术,在绍兴柯桥,万一流水线和产品出现棘手问题,需要专家咨询维修,一个电话到杭州、上海,一小时就有人来了;若在偏远地区,解决同样的问题可能要等上好几天。

  除了技术人才的优势,还有产业的集群效应。

  记者在绍兴柯桥,还去了一家纺织机械厂,老板相熟的多位朋友,前些年因为用工成本等问题,把企业搬到了相对偏远的大山里,投产没多久就后悔了,因为技术原因,一停工就是一两天,以往缺个零部件,出门去隔壁朋友厂里借一个、买一个都行,毕竟附近有中国轻纺城,印染、纺织相关行业的设备、人员、资料,一切都有。在杭州九堡镇,众多服装厂因为成本问题不断搬迁,可据老服装工人徐文财观察,二十多年了,这些工厂还留在杭州的郊区,不过越搬越远了。

  因此,即便是转型升级、机器换人,对普通工人和低端技术工人来说,长三角大城市依旧有生存空间。只不过,这样的空间正越来越小。

  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外来人员就业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了46岁的江西人李享林,头上已不少白发,很显眼。他在操作大厅里的电脑终端,输入基本信息,就能匹配相应工作,他坐得越久,表情越凝重——几乎是所有的企业,对普工的要求,都是18岁到45岁,他一时无处可去。这么多年,他和妻子一直在上海的一家涂料厂上班,而去年工厂效益不好,被迫离职,他今年的希望,是能够找一份能挣到3500元的工作,什么都不挑。

  可是,今年的希望未必能实现。

  李享林和妻子,依旧住在上海某个角落,每月花350元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没工可做时,这笔钱是个不小的压力。年龄大了,没有技术,他嘴上不说,心里或许已有了回老家的谋划。

  又是一年招工季,年轻人依旧不断地出来闯荡,不过和李享林年轻时相比,他们的选择更多了。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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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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