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张某因犯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13年12月被交付某监狱执行刑罚。服刑期间，张某因其他盗窃事实于2014年10月被公安机关提回讯问，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与原罪实行并罚，并于2015年1月被投送监狱继续执行刑罚。经查，张某在公安机关第一次侦查期间已供述其全部盗窃事实，但由于共同作案人未归案，部分盗窃行为并未查实。

　　分歧意见:如何计算张某的减刑起始时间，存在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减刑起始时间应从漏罪被确定后，重新收监之日计算。张某虽然已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但其是在被提回重审后，相关犯罪行为才经查实，属于刑法上的漏罪。根据相关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因漏罪被提回重审，获得加刑惩处的，减刑起始时间应从重新收监之日计算。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减刑起始时间为2013年12月，即从第一次交付执行刑罚之日计算。张某被提回重审，是因为第一次侦查阶段同案人员未到案而未查清，如将不利后果完全归责于犯罪人则有失公允。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某的减刑起始时间应从第一次交付执行刑罚之日计算，但不包括其被提回重审期间。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张某在第一次被侦查时已如实交代全部犯罪事实，不能将并非犯罪嫌疑人原因造成的不利后果完全归责于其本人。而且从人本主义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张某在被定罪后服刑的情况下，不能指望其再次主动交代相关犯罪事实。

　　其次，按照分配正义理论，应以个人的特征在相同场合下的平等对待为前提，对相同的人给予平等对待，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对待，在刑罚理念上，则刑罚必须与所实施的恶害相适应。张某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在人身危险性以及悔罪态度方面显然与一般的漏罪加刑人员不同，因而不应照搬前述规定。

　　再次，从减刑制度的现实考量来看，刑罚执行机关只有通过一段连续性的期间对犯罪人加以考验和观察，才能确定其是否真诚认罪悔罪，从而依法提请减刑。该案中，刑罚执行机关无法对张某提回重审期间内的表现进行矫正和考核，因而这段时间不应计入其实际执行时间。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省盐城市大中地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