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堵费的出发点是通过经济杠杆把部分私家车乘客“赶到”公共交通工具上，减轻拥堵程度。当城市堵到无路可退，雾霾重得不能呼吸，而新加坡、伦敦等地征收拥堵费又被证明有一定的治堵和治霾效果，花钱买畅通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尽管拥堵费具有潜在的总体利益增值之效，但加重了车主的负担，如何取得社会共识便是绕不开的前提。
这就要求拥堵费出台前，公开更多政策背景以争取民意支持。在公共交通尚无法替代小车舒适便利的前提下，拥堵费预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拥堵?会不会沦为一项“欺负穷人的政策”?收费后，高峰时段已相当脆弱的城市公交系统会否不堪重负?有没有增加公交运力的措施?拥堵费需要多少政策运行和维护成本?只有认认真真地开展实证调研、全面收集资料，拿出更多的客观证据和数据支持，掏钱的民众才能服气，拥堵费才能收得顺利。
此外，决策过程中应广泛吸纳民意。《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立法法要求，完善公众有序参与立法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拥堵费客观上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增设了义务，不能任由相关职能部门闭门造车、仓促上马，应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征收依据。立法过程中，要拓宽人们参与立法的渠道，展开充分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推动立法过程成为吸纳民意、释放异议、凝聚共识的过程，尽量弥合不同群体间的诉求差异，形成真正体现民意的良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