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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有群重压在身的“二战”考研族
2016-01-04 06:19:33
 

  在身边大部分同学享受着近万元的月收入时,孙远却待在学校旁边20平方米的出租屋内,为第二次考研做准备。他是2015届郑州大学的毕业生,在第一年考研失利后选择了“二战”。

  毕业之后,除了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同学,其余大部分人签约了当地一家知名企业,月薪近万元。但孙远不愿意这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他希望继续深造,转读土木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然后继续读博,将来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或从事与工程设计有关的工作。

  在近期笔者展开的关于大学生对“考研二战族”的看法问卷调查中,有191位大学生参与。49.21%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二战”考研是出于对理想更执着的追求。

  与社会现实的碰撞

  为了复习,孙远与人合租住在学校北门附近的社区。房子不大,一室一厅一卫,刚好放得下两张床和两张桌子,月租800元。“便宜,而且人少,清净。”他已经很满意了。

  由于考研学生的租房需求,学校北面各个社区的房租涨幅不小。有租户介绍,在考研学生租房的高峰期,一个约8平方米的单间,月租涨到500~800元,而且还不包括水、电、暖气费。如果是设施齐全的套间,价钱还得翻倍。

  对“二战族”为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问题,62.3%的受访大学生表示“心里觉得不应该花家里的钱,但是仍需要家里的支持”。因为没有工作,孙远的支出全部由父母提供。他每个月还要花上1000元左右的伙食费。

  2015届昆明学院应届生刘静依因第一次考研没有被收入心仪导师的麾下,她选择了“二战”。

  毕业后,刘静依在一家留学机构工作,同时备战二次考研。“有时候一整天都在忙,只能抽休息时间看书,碰上有应酬根本没时间。”而且心里惦记着考研的她,觉得工作和复习很难兼顾。在考试前4个月,她选择了辞职。

  “我最高纪录3个星期没出门,每天靠叫外卖生活,偶尔会有朋友来看我。”刘静依回忆。

  校园里的“局外人”

  为了减少房租支出,2015届毕业生白雪选择了在母校租借床位。“没办法,谁让我第一次做了失败者。”白雪解释说自己根本没脸再向家里要钱租房。

  因为学校明令禁止出租床位,为了避免被宿管阿姨发现,她和宿管阿姨打了6个月的“躲避战”,还要“每天像做贼一样”进出。在宿舍里,她生怕自己在宿舍学习会让室友感到压抑,所以每天只在宿舍睡觉,不敢待太久。有时在校园里遇到在本校读研的老同学也让她觉得尴尬,“表面上得笑着,心里却难受得不行。”

  调查中,在使用在校生校园资源的问题上,58.21%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能体谅“二战族”的处境。

  由于校园卡毕业时被注销,孙远无法进入图书馆自习,也只能靠买饭票在食堂吃饭。他每周都会在各个餐厅一次性买20多块钱的饭票。买饭的时候撕一张付钱,窗口再撕几张饭票给他,当作找零。攒着几十张不同价位零零碎碎的饭票,孙远“觉得自己始终是个局外人。”

  “尴尬感”源于自身

  宋棠是大同大学2015届的毕业生。在学校备考“二战”时,每当有人问她是大几的学生,她都会觉得很尴尬地回答“大五”。“一说大五就知道是二战的”。由于毕业后宋棠的大部分同学都工作挣钱了,而她要继续花父母的钱,还常被周围邻居“说三道四”。“考上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没考上不好意思面对父母亲人。”她说。

  学生家长李女士对此表示:“孩子自己懂事会这么想,但我们家长不这么想。”李女士认为这是正常教育经费,学生想太多还容易分心,不利于学习。

  郑州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主任刘慧瀛也指出,对于较困难学生,她主张“先喂饱自己再去考学”;而如果父母支持考研,孩子应学会接纳父母的支持,把接纳转换成一种动力,进而化为自我发展的能力。

  刘静依和宋棠一样,也“很怕家人失望”。爷爷每隔两三天就会打电话关心她的情况,“每次挂了电话我都会复习到很晚,觉得不好好复习就会对不起他们。”

  因为种种压力,复习期间刘静依曾到“崩溃的边缘”,她把试卷撕碎,冲自己说:“我不考了,我不看了。”但是那天晚上想了很多后,第二天她重又投入复习。她说:“想明白为什么要考研就好了。”

  调查结果显示,78.53%的受访大学生认为“二战”最大的压力是自身的精神压力,另有55.5%的受访者认为,身份尴尬引起的生活不便是“二战族”最大的压力来源。

  刘慧瀛表示,毕业生应学会转变自己的角色,坦然面对自己的社会身份。在她看来,“二战族”确实已经是社会人而不是学生,自身无法完成心理上身份的转变,才会产生“身份尴尬”的感觉。而“二战族”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摆正自己的心态。

  (应受访者要求,孙远、刘静依、宋棠均为化名)


编辑: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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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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