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劝荣代表。中国经济网记者姜帆/摄

　　说起慈善，人们多半都会想到助人为乐、乐善好施、无私奉献这一些概念，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常的，也正因为如此，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的说明中，把“在全社会提倡和鼓励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的友善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义行善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作为制定慈善法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之一。

　　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客观和理性地看到，慈善还有其另一面，那就是它的“逐利性”，不看到慈善的“这一面”，既不利于我们对慈善行为的全面、理性和准确判断，也不利于我们加强对慈善行为和慈善活动的管理和规范。

　　我们说的慈善的“逐利性”并不是捐赠人的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活动本身是盈利性活动，那是两回事。我们说的慈善的“逐利性”，指的是慈善这个概念并不排斥甚至允许捐赠人在实行善举活动时，抱有甚至基于“逐利”的动机，包括通过慈善活动和慈善行为，为自己和企业赢得“好名声”，为自己企业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增加“含金量”、“美誉度”、“知名度”，甚至为自己企业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作些“广告”，借此获取经济利益。对这种“逐利”动机和实际结果，全社会都应当理性认知，充分尊重和包容，与此同时，在慈善法的制度设计上，也应当有所体现。

　　按照经济学上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有追求的，也都在“算账”的，在进行投入产出的权衡的。慈善活动中的捐赠人也一样，慈善法要因势利导，从制度上保证捐赠人实现其理性“经济人”预期，让捐赠人在也“有利可图”的快乐状态下完成其慈善活动，这种制度保证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从法律制度设计上，简化捐赠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从制度经济学意义上降低捐赠人的交易成本，让捐赠人一举手一投足间就完成了捐赠行为，让捐赠活动成为“举手之劳”。为此，慈善法在强调加强管理和规范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致力于“简政放权”。

　　其次，通过慈善法的制度设计和税收法律的完善，在税收上对捐赠人和人捐赠财物作最大限度的优惠规定，以减轻捐赠人捐赠时的“割肉感”，让捐赠人算账时感觉“合算”。为此，慈善法（草案）已经作了许多相关的规范，可以在加大广度和力度上做更多的文章。

　　再次，对捐赠人的捐赠行为要求不宜过分苛刻，比如对公开认捐人的违约行为，不是简单地追索，要分清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对个别沽名钓誉者可以依法进行追索，对因捐赠人财务情况变化而导致的无法履约，则应加以宽容。

　　只有当慈善既是一种基于善心的高尚行为，也同样可以是基于“逐利”动机而实施的“有利可图”的行为时，慈善活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才会“做大”，也才会更可持续。（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帆 整理）

　　代表委员小资料：

　　游劝荣,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济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曾长期从事地方立法工作，担任过福建省慈善总会、福建省希望工程基金会等慈善组织的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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