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上海2月26日讯 （记者崔文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月26日举行的结构性改革高级别研讨会上称，此前的G20会议上，对结构性改革形成过一些措施，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考虑各国差异，寻找最大公约数，制定G20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最大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IMF全球经济增长率从3.6%下调到3.4%，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普遍下调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在此背景下，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仍然是G20的首要任务，面对低迷的全球经济G20国家加强政策协调与应对至关重要。全球低增长困境是表象，总体为贸易投资低迷。虽然周期性因素和短期的下行风险密切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源于全球中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各主要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潜在支出水平下降，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回归强劲增长的根本性问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楼继伟说，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恢复全球经济活力，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财政部以IMF和OECD联合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和宗旨。

　　楼继伟表示，促进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突进是深化结构性改革。以中国为例，通过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由宏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转变，要素配置得到极大的提高。从1982到20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达到4.86%。且在上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本世纪后，出现几轮快速中短期，中国推进改革的节奏是基本一致的。从其他G20国家来看，也有很多结构改革成功的案例，国家金融危机之后，德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性，继续成为引领欧洲经济增长的核心之一。

　　楼继伟进一步分析称，90年代初以来，加强结构性的改革，要素配置不但优化，创新得到有效的激励，增强了本国的核心竞争力。在结构性问题积累比较严重的一些国家，比如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这次危机所冲击比较严重。他们通过在金融部门等方面坚持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有了明显的起步，失业问题也逐步改善。

　　整体来看，近几年，G20对结构性改革的重视程度不断的加大，做出了许多的政策努力。特别是2014年布利斯班峰会上，提出其中包括数百项结构性改革的承诺。2015年，各国根据形势变化对增长战略进行更新，增加新的政策承诺。但总体看上，G20的改革进展仍落后于预期。

　　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强G20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加强改革行动的顶层设计，在考虑各国国情和发展差异的情况下，G20可以就一些最基本的改革领域和原则寻找最大公约数，制定G20结构性的优先领域和一般原则。这将有助于各成员协同推进和落实改革，最大限度发挥改革的正面溢出效应。

　　结合全球主要结构性挑战，以及G20现有的重点改革承诺，楼继伟认为以下几个领域值得探讨：

　　一是促进贸易投资。最近两年，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显著低于（11.47）水平，对全球经济拉动作用大大下降。G20通过努力减少市场准入的障碍，消除跨境贸易合投资的税收壁垒，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途径，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促进贸易发展，努力恢复全球经济的传统增长动力。

　　第二个重点，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受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全球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G20努力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降低就业壁垒，鼓励劳动力的流动性。部分国家应对社保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通过增强竞争，激励劳动者就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同时，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质量，以及教育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的。

　　三是鼓励创新。一方面继续加大对技术进步的支持，包括完善技术的激励和保护制度及非制度性的安排，促成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到来。另一方面进行必要的制度性创新，这既包括国别层面对财税、产业监管、社保、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领域进行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也包括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推动货币、贸易和投资金融、税收多边体系改革，改善全球的经济治理。

　　四是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全球政府的债务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对金融稳定和市场信心均有重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从中长期看，G20需要确保债务可持续性，逐步恢复财政政策空间，为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此外各国面临基础设施竞争，金融改革环境可持续等方面中长期挑战，也应该作为下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在深化顶层设计的东西，G20还应通过加强对改革进程的成效监测分析，更好的落实各项改革承诺。

　　目前，G20对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承诺的进展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量化评估手段，评估结论不够直观。楼继伟表示，为此G20可考虑通过一套结构性指标，构建量化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相对客观的衡量改革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可以较为直观的总结一国各领域结构性改革进展不足，为下一步改革行动提供参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