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李芸

　　“他们权利缺失，地位被动，是贫困的、流动的、散居的、失能的，教育水平低的。关于‘光棍’问题，很多人是在看笑话或污名化，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其实是中国社会人口转型期规模不断扩大中的新生弱势群体。”

　　“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来，政府固然是主导，但借鉴国际经验，我希望社会上能有NGO、媒体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性别失衡的综合治理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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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愿称大龄未婚男青年为“光棍”，不断向记者强调“不要标签化、污名化这个群体”。

　　“性别失衡之下，受害者不止是大龄未婚男青年，从女性到社会都是受害方，它所带来的伤痛远比想象得要多。”西安交通大学人口学者李树茁说。迄今，他已经关注和呼吁解决性别失衡问题近20年，是国内最早一批展开性别失衡后果调查的学者。

　　经他的团队研究预测，2013年之后，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在10%以上，2015年至2045年将达到15%以上，平均每年约有120万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初婚对象。

　　“由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造成的男性婚姻挤压所引发的人口社会后果，已成为中国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过去十年间，他不止一次提出，“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来。”

　　性别失衡并非危言耸听

　　让李树茁担心的是从1982年到2000年一路走高的出生性别比——从108.47直线上升至120左右的高位，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地有120个男孩出生。近两年，出生性别比缓慢下降至115左右。

　　在李树茁看来，性别失衡是累计的过程。在出生性别比未恢复正常之前，即使是缓慢下降的出生性别比也依然会不断加剧性别失衡的程度——每年出生的女性数量依然少于男性，总的女性缺失数量仍在不断地上升。

　　由于男性偏好传统根深蒂固，性别失衡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已久。据李树茁分析，1950年以前，大量失踪女性主要由战乱、饥荒、营养不良、溺弃女婴等导致；1980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生育数量和群众生育意愿产生巨大冲突，B超又让人们把性别选择方式从溺弃女婴转变为性别选择性流产。流产的便捷和道德负罪感的减轻导致更多的女性在出生前就已经“失踪”了。

　　数十年一路走高的出生性别比彻底压歪了性别天平。

　　恶果正在不断显现。“性别失衡问题对婚姻市场中的男性婚姻挤压愈发严重。婚姻挤压使得不能成婚的男性越来越多，终身未婚的比例增加，2044年之后，每年50岁的男性会有超过10%的比例未婚，2050年超过13%。”李树茁说。

　　2014年，仅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就高达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城镇化和愈发频繁的人口流动也成了性别失衡的“助推器”。“出生性别比高的地区并不代表当地就会性别失衡，其后果可能由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区承担；出生性别比相对低的地方反而可能会‘无辜’地承担性别失衡后果，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贫困地区的女性往往通过婚姻梯度差，外嫁到稍富裕区域，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性别失衡问题。”李树茁提醒，落后地区的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往往成了受婚姻挤压最重的群体。“但受影响的远远不限于他们。”

　　谁是受害者

　　“在我们的调查中，近80%的被调查大龄未婚男性的身体健康没有残疾，主要属于被迫失婚。”李树茁团队针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00多个行政村的大龄未婚男性情况进行了 田野调查。

　　调查发现，平均每村的大龄未婚男性数量达9.03人。“社会网络缺乏、社会经济条件明显较差、性格内向、兄弟较多、交通不便等因素往往更易导致‘失婚’。”李树茁说。

　　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有2.74亿农民工，男性占了近70%。众多男青年怀揣着婚姻和改善现状的希望走进城市，却发现自己仍要承受婚姻挤压。

　　“他们权利缺失，地位被动，是贫困的、流动的、散居的、失能的，教育水平低的。关于‘光棍’问题，很多人是在看笑话或污名化，少有人真正关心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其实是中国社会人口转型期规模不断扩大中的新生弱势群体。”李树茁说。

　　在他看来，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影响远非一部分男人被挤出婚姻这么简单。失衡背后是更严峻的社会风险问题。

　　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靳小怡和李树茁等人所撰写的《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报告中，大量失婚男性的存在，客观上激发了买婚、骗婚、买卖妇女等犯罪行为。被调查的300多个村庄中，约有30%曾发生过骗婚现象，39.7%的村近3年发生过外来媳妇失踪或逃跑事件。发生频率最高的169个西部村庄中，新娘失踪和逃跑事件达136起。事件中，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

　　无形中女性也被进一步地物化。有近半数的被调查大龄未婚男性对“买婚”持理解态度。“女性被当作一种稀缺商品，本质上是对女性的歧视。”

　　不仅如此，李树茁还强调，在城市转型过程中性别失衡的受害者群体还在不断扩大，给社会的公共健康安全、养老问题等带来更多隐忧。

　　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秦岭某山村因女性缺失导致当地近亲结婚盛行，引起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升高，加剧了健康风险。

　　“如今老龄化问题备受瞩目，而大部分‘光棍’自己无法‘养老’，更别提养他们的父母了。”李树茁说。此外，大量失婚男性的出现让农村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也变得严重。“这场危机里，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如何治疗

　　对于性别失衡的治理，李树茁并不乐观。“仅仅放开全面二胎政策还不够，考虑到目前较高的生养成本和已经很低的生育率，它对于缓解性别失衡的帮助还有限。况且长期积累而来的性别失衡已是既定事实，和老龄化一样，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李树茁认为性别失衡的本质在于权力问题，出生性别比偏高正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重男轻女观念是症结。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和其团队一起从1999年开始在安徽巢湖建立“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试图改善女孩生活环境。经3年推广，当地女婴死亡率下降了9.5%。该实验后逐渐发展为用于治理全国性别失衡问题的“关爱女孩行动”。

　　在李树茁看来，出生性别比问题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尤其在亚洲比较普遍，韩国等国的治理经验可为中国提供借鉴。

　　上世纪90年代出生性别比一度比中国还高的韩国，花了约20年调整至接近正常的状态。韩国在性别平等政策领域的力度很大——废除了家庭的长子继承制，还专门设立了性别平等促进部，并把“两非”定为犯罪。印度专门出台了法律，规定为性别选择做胎儿鉴定的医生都是犯罪。“最关键的仍是观念的转变，目前韩国已可以自由地做产前性别鉴定，并未导致出生性别比反弹”。

　　李树茁曾在其书中提议，中国应从制度、文化、经济、政策等四个方面展开综合治理，包括改变单从父姓制、推广招赘婚姻、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等。

　　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应当关注性别失衡中的弱势人群，不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同时，尝试去降低他们的风险，保证他们的福利，比如将失婚人群的养老问题纳入社保制度予以解决。

　　“最危险的时候还没到来，政府固然是主导，但借鉴国际经验，我希望社会上能有NGO、媒体等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性别失衡的综合治理当中来。”李树茁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