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29日讯 （记者 黄艳清） 今年“一号文件”已经公布，其中涉及到许多城镇化的内容。中国经济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冯奎研究员。冯奎认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城镇化还没有完成。“三农”问题一定要放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去看，要从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农民工市民化等角度去看“三农”问题，才能准确制定有关政策。
中国经济网记者：“一号文件”主要讲“三农”，但涉及到很多城镇化的内容。“三农文件”为什么要强调城镇化？
冯奎：“一号文件”有个代名词，叫做“三农文件”。但从2010年以来近五六年的情况看，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专门讲到城镇化。今年的“一号文件”，在正文中有3次明确提到“城镇化”这个词，在文件中多次讲到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色小城镇发展、城乡关系等等，都是城镇化的内容。这说明，一号文件有明确的城镇化政策内容在里面，或者说通过城镇化政策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个指向越来越清晰。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冯奎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经济网记者：具体涉及到哪些城镇化的内容？
冯奎：因为“一号文件”主要是讲农业、农村、农民。所以它不可能面面俱到去讲城镇化。不过，其中涉及到城镇化的内容也很丰富。
比如，从定位上讲，“一号文件”提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双轮驱动”。从作用上讲，提出新型城镇化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带来持续牵引力。从城乡关系上讲，提出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稳步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从载体上讲，提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从近期目标讲，提出要落实1亿农民工和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从着力点上讲，“一号文件”讲了三句话，也就是要大力促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创业，稳定并扩大农民工规模，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中国经济网记者：农民与农民工往哪个方向去，跟城镇化有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冯奎：中国的城镇化没有完成，所以第一件事还是要讲城镇化大趋势，也就是农民工进城并且市民化。从数字看，2014年，农民工的数量大约是2.74亿，比上年增加500万人。2015年是2.77亿，比上年增加300多万人。增长速度下来了，但还是处于增加状态。这几年正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大城市要放开，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也要放开，其实压力都非常大。但这股“气”要顶上去，要把大城市的门打得更开，让更多的农民工进来变成市民。中小城市要全面放开，许多具备条件的镇可以设市。哪些地方进来的农民工多，也要相应增加这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有效、有用的城镇化政策一定要围绕着农民工的流向去设计，跟着劳动力流动的方向走。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央特别重视就近就地城镇化，就地就近城镇化是什么情况，面临着什么问题？
冯奎：就近务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中西部的重庆就吸引了周边南充、泸州、自贡等城市的农民工。来西安就业、安家的咸阳人、商洛人、宝鸡人也比较多。有人用外出生活支付宝用户的数据来分析，发现农民工在离家200～800公里的大中城市比较集中。就地就近还有一种更狭义的理解，就是在家门口的镇、县城等就实现非农就业与城镇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本地农民工约1亿人，外出的农民工约1.6亿，本地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要比外出的快许多。
我认为就地就近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造成大城市病。还有，农民工可以更方便地看得见家乡的山、望得见家乡的水。但是我们不能把就地、就近单纯地理解为在家门口的本村、本镇去实现城镇化。东部沿海地区不少地方已经实现变成城市群，成为都市区，就近就地可以是“本镇”。但中西部就要在更大的行政区、经济区范围内去看待就地就地的问题。要重点发展县城和少数经济大镇、强镇，推进工业园区和住宅小区建设，达到吸引就业人口的目标。有的地方理解有偏差，每个镇都在讲就近就地城镇化，都在讲吸引人口就业、居住，往后看恐怕难以持续。
中国经济网记者：农民工返乡创业现在是个热词，能够大面积铺开吗？
冯奎：很多地方在就近就地城镇化的背后，也都有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子。有的是一个企业家牵头，有的是一群回来的农民工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产业园，建起一个产业集群。这反倒是说明，有过在外面闯荡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们获得了经验，也有了一定收入，具备回来自己干的条件。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要支持，但不能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我觉得现在还是星星点火，不能说马上就成气候。农民工流向最大的趋势仍然是走出去，到城市去，到大城市去。其中少数能人，他们找到合适的机会，返乡创业，现在只能是补充，不是最大的趋势。在具体的工作中，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建议补人头，而不要补砖头，也就是谁创业支持谁，从税收、办证照等方面给他们优惠条件，但不要去搞太多的返乡创业园、不要兴建太多的返乡农民工大楼之类。地方政府还是要重点建设好县城、重点镇、美丽乡村，提高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培训提高就业人员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