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从中长期看，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最终由其经济基本面决定。当前，人民币并不具备趋势性大幅贬值的基础。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尽管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2015年仍有可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放眼全球，能达到这一发展速度的国家并不多。2015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增大，国际收支总体上保持平衡。

　　外汇储备急剧缩水等一系列问题，会带来股市和汇市非理性联动，形成“蝴蝶效应”，2016年开局以来的市场动态似乎已见端倪。这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甚至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2015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较快，“8·11汇改 ”可视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一次校正，但这种校正不太可能常态化。未来市场供求关系将逐渐成为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汇率实现清洁浮动尚需一系列政策、机制和市场条件，不可能一蹴而就。

　　2016年，不排除人民币出现阶段性适度贬值的可能。短期内我国经济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震荡，似乎表明我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形成之中，双向波动的区间正在打开。美国 利率将走进上行通道，推动资本回流美元资产，对人民币汇率带来向下压力。离、在岸市场上美元持续走强的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贬值推波助澜。但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和政策调节能力决定人民币贬值幅度会低于市场较为流行的预期。

　　人民币大幅贬值和股市大幅下跌触发 熔断机制同时发生，是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对于这个问题，连平认为，就历史经验审视，鉴于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步伐较为缓慢，汇率与股市涨跌之间相关性较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两者的相关性较高。 亚洲金融 危机期间，个别东亚、东南亚经济体的确出现过汇市、股市相互影响、双双暴跌的情况，其实质是资本外逃。

　　“十三五”期间，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有望基本完成。届时，人民币汇率与股市波动之间的联动将更为密切，同跌同涨格局可能会经常出现。应高度警惕股市、债市、汇市和期市等市场之间的联动效应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与此相关的跨部门监管、建立风险防范预案等都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未来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的节奏和力度可进行务实和理性调整。

　　精彩对话

　　《中国证券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以后，汇率的双向波动是否会更加剧烈？这次人民币急贬是否和加入SDR有关？

　　连平：加入SDR货币篮中长期将有助于人民币币值坚挺。

　　从需求来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初步得到以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由此各国货币当局会产生增加人民币储备资产的需求。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等相关配套措施推进， 全球金融市场将有大量外币资产逐步转化为人民币资产。预计到2020年，人民币的国际需求规模有望升至1.5万亿美元。

　　作为SDR货币篮的重要成员，人民币汇率大幅度波动对于SDR价值稳定显然是不利的，考虑到中国还是第一贸易大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还将成为贸易伙伴国和外汇储备国的普遍需求。未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应承担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时维持市场稳定的义务。

　　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化与加入SDR之间并无特定关系。当然，市场预期往往是复杂而微妙的。近来市场上一直有种预期，即加入SDR之后，由于所谓的“维稳”动机消失，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可能迎来一轮下跌。这种预期虽缺乏根据，但对市场的影响不容小觑。同时，其他一些短期触发因素也与此相互交织，比如，由于中国对外资本输出步伐加大，年底到年初，各种对外支付项目可能较多，对外汇的需求比以往要大，在外汇市场上表现为短期需求明显增加，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的压力。再者，境内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也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我认为这些预期和心理因素都不是实质性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加入SDR货币篮总体上有助于未来人民币汇率稳定和币值坚挺。

　　《中国证券报》：人民币贬值对国内投资、消费和 进出口都有怎样影响？在人民币贬值、外汇占款减少的情况下，今年降息降准的情况如何？

　　连平：人民币阶段性适度贬值对国内投资影响并不明显，对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但或许也是短期的。美元相对走强，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但其作用也不可过分夸大。从进口来看，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承受下行压力，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拖累我国今年的进口增幅，但2015年我国多数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不但没有明显减少，反而有稳定增长。从出口来看，制造业对美出口可能迎来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对欧盟和日本的出口可能继续承压。由于与中国出口结构类似的其他亚洲经济体无疑也将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因此，不能将出口改善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汇率因素上。事实上，2015年一次性贬值的效应市场很快予以消化。

　　人民币阶段性贬值预期下，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下降，外汇占款有可能持续减少，导致基础货币增速下降，此时需要货币当局通过降准来对冲，预计年内将有2至4次降准。但在美联储开启生息通道的背景下，货币当局降息可能会较为慎重，因为中美利差进一步缩小有可能加剧 资金流出，带来更大的贬值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