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周其仁教授发表演讲近日，在2016正和岛新年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我主要讲这个话题——“商界不宜仿官场”。转型怎么过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

　　这个题目来自我的一些直接观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来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到了企业，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我的观察不算严谨，只是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商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

　　昨天晚上听说有个“主席团会议”，我就冒出一个问号：干嘛叫“主席团”？一个主席还不够，还来了一个团？“主席团”，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

　　还有动不动就叫“峰会”，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当然不过一个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

　　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个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官商两界？或者问，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追下去，还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中国家、政府、官场的作用。

　　简略讲，国家、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的组织。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机构、组织，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强制性地增加成本。通过这么一招，来维持国家主权、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

　　大家想，收税、发命令、管制某些行为、禁止某些行为、还有对违禁、违令、违法之辈，给予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概括起来，都可以叫“强加成本”。国家的权威、“官”之威风，就是唯一得到此种授权的表现。

　　经验说，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一套，授权给“官”唯一行使合法强制力，恐怕就要乱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业？商界、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会有强制力，无权强加成本给他人。商界、企业之权，是财产权之权，是权利（rights）之权，不是权力（power）之权。商界和企业靠什么发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约，靠给顾客、客户创造、增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吸引别人掏钱来买，由此赚取收入、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财富，也产生影响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现代文明就是不会把这唯一的合法强制力配置给商界和企业，一定把它放在国家。当然，合法强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监督，怎么关进笼子，涉及一套现代法治、民主发展的大学问。不过，官商之间的这条界限总是要清清楚楚的。

　　商界不宜仿官场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场。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讲到底还是个仿制的赝品。合法强制力不会、不应该、也不能配置给商界。其次，商界仿官场成了习惯，会伤害商界、企业、企业家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

　　大家看官场特征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严格讲政令统一，讲令行禁止，讲上上下下保持一致。还有，行政权力系统要把权力边界划分清楚，行政范围很确定，要“画地为牢”，讲地盘，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厦门市政府就只管厦门的行政，邻市、邻县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随便去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根本不会随口去讲行政范围之外的问题，哪怕有极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条，官场讲命令、讲服从、讲纪律、讲规矩。要把不能出错放在前面，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所以官场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员个性。官员出场，连着装都要求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制服”。反正要承担行使唯一合法强制力之重任，非有这么一套不可。喜欢不喜欢，没有这一套，不成。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刚才讲了企业不靠强制力，无权给别人强加成本。企业要靠在市场创造价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创造了价值，要别人说、别人认，要顾客说、客户认，不能自说自话。企业没强制力这把“刀”，就无权说我做这门生意，别人一律不准碰，独家生意、强买强卖，不好也只能说好。

　　企业家领导企业，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场，所以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否则难以在竞争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说法，谁承担创新职能，谁就是企业家。这里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市场竞争是企业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讲来讲去，还是企业家手中没有强制力，产品要不好，人家不买帐，那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你的产品还不错，但冒出来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不断改善产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开发新品，不断取悦消费者、顾客、客户。

　　所以创新重要。何谓创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为厦门消费者服务，不限于考虑赚厦门市场的钱。任何企业、企业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这跟行政思维鲜明不同。从这一点看，官商极其不同。

　　我们都读过不少优秀企业家的故事。最近一条新闻，是带动全球电动车潮流的特斯拉老总马斯克，所领导的另一间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点将自主研制的火箭“猎鹰9号”发射升空，向着“可回收太空火箭”又迈进了一步。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岁那年带着从网路公司赚得的1.8亿美元创业，公司定位居然是“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探索“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移民”的商业化途径。有可能问，他算老几啊，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怎么去想人类问题？不过这正是企业家精神，跟官员思维大不一样，无远弗届、百无禁忌。做企业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某种需要的商业化满足。

　　中国也有这种企业家。马云起家的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话他是谁啊？当年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又不是商务部部长，凭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个主意”，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商业行为的基础。没有好的商业主意，或只有同类主意，不能花样百出、出奇制胜，就影响商界活力，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生存。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高位下行、转型困境、去库存压力山大、产能严重过剩，当然这些成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过追根溯源，从商界思维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们商家喜仿官场，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适合商界的思维方式、信息传递模式等等过多移植进来有点关系？否则，大家怎么解释一头是严重的库存、产能过剩，同时另一头发生如此夸张的中国消费者的“暴买”？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用国家强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场直接搞经济，直接配置资源，虽然对很多后起之秀难以避免，甚至一时可以风光无限，但假以时日，会不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搞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后来国家工业化又搞清一色国有企业，有得也有失，不过终究发现，还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国际地位。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讲到底就是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不能再用错了地方。在这样的经验背景里，让我们的思考再进一步，争取官场与商界之间不同的组织特征、思维模式、信息传递方式鲜明有别，振奋企业家精神，过好转型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