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股市异常大幅波动让量化投资创造了一个抗跌神话，不过在股指期货等措施收紧之后，量化投资的诸多“武功”大打折扣，不少机构收益能力更是大幅缩小，从年化100%直落到10%，甚至更低。鉴于股指期货等措施解禁尚未有时间表，量化投资机构普遍进入“过冬”思维，降低收益预期，缩减资产管理规模。不少机构在一边增加其他的策略的同时，亦将目光投向债券、期权市场甚至海外。
量化策略基金业绩下滑
“我基本把对冲策略的产品在去年就全部清算了，监管加强后，原来的对冲策略、套保策略就不太好用，限制比较多。”深圳一家50亿元规模的私募坦言。
事实上，一些仍在运行的私募基金业绩也大不如前。格上理财数据，2015年6月15日至7月3日期间，上证指数下跌接近30%。仅6月单月，私募基金逾6成收益告负，470只公募普通股票型基金中仅14只上涨，最大涨幅仅3.17%。但是量化对冲基金却表现出超强的“抗跌性”，私募量化对冲基金整体下跌只有2.3%，其中约50%获取正收益。不过纳入统计的相对价值策略(主要指阿尔法策略和套利策略)基金去年前6个月的月均收益在1.31%-5.46%之间，但7月以后的月均收益基本徘徊在0%附近，最低为9月的-0.01%，最高为12月的0.91%。
“业绩要分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是股指期货被限制以前，2015年9月份以前，我们主要策略是以股指期货套利，2015年以前每年收益率120%，最大回撤2点多。2015年我们的收益率大概是70%、80%。”深圳市盛冠达资产投资总监黄灿说，“股指被限制以后，我们公司旗舰产品5个月时间，收益率4%-5%左右，回撤有1%、2%。”
因诺（上海）资产投资总监徐书楠表示：“2015年3月-9月年化收益104%，最大回撤是2.2%，是基于市场行情非常好，市场波动非常大，行情非常给力。9月份到现在，收益大概是10%几的收益，最大回撤是1%左右，收益肯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套利和阿尔法这两类策略，风险都变得很高，而且也基本上不能贡献稳定的盈利，所以会受很大影响。”
“量化”有力无处使
造成业绩下滑的原因，仍在于监管方面诸多的收紧。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说，“一方面是股指限制，还有基金对程序化接入的限制，就像把武器直接放下了。”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总经理詹海滔认为，如果目前仍把握基差做完全中性策略，那么实现15%—20%的年化收益就是“奢望”，但若想实现这个收益水平，就必须得接受更大的回撤或波动。“与2015年不同，今年是风险和收益匹配的正常年度，尤其是量化对冲领域的机会不多，无论阿尔法、套利、对冲还是其他特殊策略，风险都无法预料。假如要求高收益，你的风险或波动一定会加大，除非降低你的收益预期，你的波动才能降下来。”
因诺（上海）资产投资总监徐书楠表示：“其实股指期货的政策造成的影响最重要是两方面，一是限制手数，这个基本上把市场里投机限住了，在没有投机的市场肯定是长期负基差市场，这就造成第二点影响长期负基差，如果股指期货不放开，这个市场就会长期维持一个负基差，同时这种现象也会传导到非常多跟股指相关的一些品种上。”
负基差的背景下诸多策略会失效。“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跟股指期货相关的一些策略，套利、阿尔法等策略，肯定会受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就要准备好过冬，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都已经准备好过冬了。”徐书楠说。
北京涵德投资总经理秦志宇亦表示，“因为股指期货基差，再加上一些交易规则上的限制，现在做对冲类的策略要找到一个好的对冲工具，相对会比较困难。”此前，套保策略是不少股票类私募敢于持仓的原因之一。而格上理财研究发现，遭遇极端行情仍能成功保命的私募机构，其中一个方式即是灵活运用对冲策略：在面临系统性风险时，运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作为风控方式。
机构等待破局
除了等待政策放松之外，不少机构还寻找其他的策略，以“过冬”。在面对相关政策受限的背景下，量化投资机构普遍进入过冬思维，并开拓其他策略，比如改变阿尔法的底层结构，亦有机构控制产品规模，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比如增加策略，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表示，“目前我们主推两大系列，一大系列是CTA类产品，商品期货+股指期货，还有一类是CTA加阿尔法多策略的组合，从2月15日开始运行我们第一个阿尔法+CTA+股指三大块多策略产品。”
北京涵德投资总经理秦志宇则表示，他们其实也在尝试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说有券商为券池做对冲或者找海外的A50ETF，这些品种都在做尝试，尽量试一试，丰富策略和手段。此外增加产品线也是不少机构的思路。泓信资本董事长兼投资总监尹克表示，“我们是争取做到不同资产的覆盖，产品线相对来说也多一些，包括债券产品，包括股票量化对冲的产品、期权套利产品、多策略产品。”
此外，债券市场也有机构关注。泓信资本董事长兼投资总监尹克表示，参与债券市场的量化交易资金相对较少，其超额收益的空间较大。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特别像，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半高估一半低估。基金管理人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量化多因子模型，找出这些被低估的债券进行操作，然后等待市场收敛。
有机构则采取缩减规模的方式。浙江量道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余晓锋透露：“我们公司为了适应新政的变化，一方面在产品规模上做了一些调整，尽量把产品控制在3000万元到8000千万元以内，如果做多策略，三大部分策略，差不多每个都会配置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