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之际，央行行长周小川就本次G20会议讨论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对当前货币政策表述时，央行首次提出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并表示中国仍有一定的货币政策空间和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可能的经济下行风险。

　　周小川表示，央行正在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在价格调控中，利率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同时考虑到利率信号需要较为清晰，且不能有过大的偏离，因此正逐渐建立利率走廊。

　　“利率走廊还在建设当中，过去走廊的中间值是基准利率，现在更多地依靠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产生的利率作为中间值。利率偏离中间值过多的时候，央行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给予关注，使它处于合理区间。”周小川说。

　　在经济可能面临的下行风险中，中国高企的债务率水平是不容忽视的一大风险。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整体的债务水平，通过与国际比较发现，中国债务比GDP的比重偏高，同时债务比GDP的比重还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如果想要掌握好整体杠杆率，关键还是看如何应对企业债务过高的问题。在居民债务方面，从总量上看杠杆率并不高。

　　不过，近期公布的1月份信贷数据超预期增长，以及多部委出台的房地产刺激新政，仍让市场认为中国在进一步“加杠杆”。对此，周小川表示，1月份的部分数据确实比较高，但央行一般不对1月份的数据作过分反应，主要是考虑传统中国新年因素。央行倾向于节后稳定一段时间再适度引导，会高度重视总需求的调控和杠杆率的变化。在个人住房贷款杠杆率方面，由于中国居民购房起步较晚，中国个人住房贷款占银行总体贷款比例偏低，加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坏账率明显较低，银行有意愿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未来会增加银行在具体业务上的裁量权，但会更加注重对银行总体“健康”程度的考核，总体来讲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的风险可控。

　　虽然周小川并不否认中国整体债务水平偏高，但他认为，在中国，高企的债务水平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以下三个因素需要特别注意：一是中国储蓄率较高，接近50%，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都在百分之十几，有的国家低至个位数。

　　“这么多的储蓄，并且都是自愿的储蓄，必然会谋求储蓄资金的投资使用。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在发育过程中，所以大量储蓄是通过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投资。这部分金融媒介就会把储蓄转变为债务，所以债务会显得比别的国家高一些。因此，中国的债务率与其他国家作横向比较时，需要注意这个因素。”周小川说。

　　二是如果一个国家股本融资、股票市场发育得比较成熟，就会有很多资金通过股本融资变为对企业的股权，这就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

　　周小川强调，中国也是有强烈的愿望使股本融资市场更好地发展，政府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但也确实不能拔苗助长，所以股本融资市场有一个自然发展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仍旧是以间接融资，特别是债权融资的渠道作为主要融资渠道，所以也导致债务比GDP的比重偏高和继续增长。

　　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较为贫困，导致人均财富非常少，没有过多的财富积累，而一些发达国家经历过几百年的财富积累，财富存量较大，所以投资时不需要借钱。“中国白手起家，过去底子薄，但改革开放后办企业、做投资的机会又很好，只能靠借钱发展。”周小川说。

　　周小川表示，相信随着中国财富的积累，尤其是企业和个人财富的积累，依靠借债谋求发展的做法会逐渐减少。因此，看待债务率高企的问题还需耐心，既要防止债务率过高可能出现的问题，也要审慎分析国情，寻找适合的道路逐步缓解这一现象。（孙璐璐）